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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歐渤芊副會長在“如何讓更多學者善于、勇于、勤于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研討暨報告發布會上的演講
202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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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人大重陽邀請我出席這個活動。我先簡單介紹一下中國人民外交學會。
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是1949年建國之初由周恩來總理倡導成立的，是新中國最早從事公共外交的機構。因為當時并沒有“公共外交”的概念，我們用的是“人民外交”。外交學會不僅是促進對外人文交流和開展二軌外交的重要機構，也為國內專家學者做好對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搭建了重要平臺，為宣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的外交理念盡自己的努力。
外交學會有一個專家學者庫，容納了幾百位各領域資深專家學者，王文院長本人也在其中，我們的很多活動都邀請了王文院長，他也一直給予了我們大力支持，在此向他表示感謝。
在這份報告中，王文院長從制度、專家學者、智庫等角度分析了我國對外傳播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提出了工作建議。下面，我想從平臺方的角度，從外交學會的實際工作出發，談談我對智庫專家學者如何做好對外傳播工作的幾點體會。
首先，從國際輿論場角度講，“西強我弱”是客觀現實，這一現實有其歷史原因。西方在對外傳播領域起步早，無論在機制建設、話語體系、人才培養、傳播手段甚至是話術構建上，都已經非常專業和成熟，甚至有些已經走向極端化。任何事情一旦走向極端，實際上都是異化的開始，所謂“物極必反”。相比較來講，我國還處在對外傳播體系的探索階段中，仍有很大成長空間。
從主觀角度來講，外媒對我進行帶有主觀色彩的誤導和中傷，甚至不擇手段的抹黑、造謠、污名化，這也是現實。對于這一現象，我們要客觀、辯證、歷史地看。所謂辯證地看，就是清楚認識到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我們中國確實強大了，讓某些國家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壓力。對于這種情況，我們要有定力。
當然，我們絕不能任由這種惡意的潑臟水、污名化現象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事情。我們已經解決了“挨打”“挨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要解決“挨罵”問題，靠捂住對方的嘴巴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做好對外傳播工作，講好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基礎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讓事實說話。這是樹立國家正面形象的實質性力量。歷史上看，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的國際形象是比較正面的，國際影響力也很大。我們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現在仍是處理國與國關系的重要準則，坦贊鐵路至今都是中非關系的重要里程碑。現在的“一帶一路”、減貧脫貧、抗擊疫情都為我們在國際上樹立了非常好的國家正面形象。我們做得越好，對方抹黑、造謠就越沒有底氣，總會有更多人看到事實真相。
但是，僅僅做得好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要在對外傳播上再多花一些功夫，這其中智庫的作用非常關鍵。智庫具有雙向功能，一方面是提供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是做好對外傳播。外交學會在與我們專家學者合作的過程中，體會到要發揮好智庫的對外傳播功能，重點要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想講”，二是“能講”，三是“會講”。
先說“想講”。所謂“想講”，是一種抱有家國情懷的、非常強烈的傳播沖動和主觀意愿，這是做好對外傳播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在接觸專家學者的過程中，發現很多優秀的學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有非常強烈的對外講好中國故事的意愿。這個從“要我講”到“我要講”的關鍵轉變可以激發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學者能夠把自己在研究過程中“真懂、真信、真想講”的中國故事充分地表達出來。
再說“能講”。解決“能講”的問題，首先要在客觀上為專家學者們做好對外傳播工作創造合適的環境，搭建優秀的平臺，外交學會也會繼續在這方面做更多工作。
“能講”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確實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這次全球新冠疫情也凸顯了我們的對外傳播困境，境外的聲音傳不進來，我們的聲音也傳不出去。在網絡和自媒體非常發達的信息社會中，我們很多正面的好聲音、強聲音傳不出去，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輿論場上的“脫鉤”現象會導致在信息接收上的偏差，進而導致各方在某種程度上對同一件事情的誤判。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第三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提升整個社會對專家學者的寬容度。網絡社會、信息社會能夠把人的優點放大成光環，同樣也能夠把一點小小的瑕疵擴大成一個黑洞。由于網絡傳播的特殊性，很容易在傳播過程中出現偏差，也容易形成網絡輿情的極化，導致了很多專家學者顧慮比較多。
“能講”的最后一個重要方面是專家學者本人要有積累研究成果的厚積薄發的過程。智庫是出思想的地方，術業有專攻，專家學者在各自專長的領域要有建樹，有長期的深度思考和深入研究。做研究不僅要研究對方，也要研究我們自己。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做好中外比較這篇大文章，也才能更好地把我們的優勢講出去。
最后說“會講”。我們老祖宗經常講，我們做事業分“道”和“術”。深厚的學術積累是“道”，有了道之后，還要有對外傳播的“術”，也就是技巧。專家學者要認識到政策研究和對外傳播與純學術研究的受眾不同，要有所區分。有不少專家學者在專業領域的研究很深入，如果在傳播的過程中能夠注意避免語言過于專業和學術，就更好了。否則會影響受眾的理解和接受，影響傳播效果。
“會講”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構建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要把實實在在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優秀故事講好，需要有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需要用我們中國人的邏輯講中國的故事。我們有些專家經常用西方的話語體系和理論來解釋中國的事，往往發現解釋不通。這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是偉大的事業，沒有現成的歷史經驗和理論可以套用。所以，對于我們今天的專家學者來講，如何用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和邏輯，講好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中國故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是我們要下真功夫去做的一件事情。
“會講”的最后一個方面是專家學者需時刻保持客觀理性，傳遞的信息要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考驗。如何用客觀理性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使中國故事更有說服力，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各位，謝謝王文院長，謝謝大家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