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東地區秩序演化及新趨勢
張衛婷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博士后
中東傳統地區秩序由域外大國引進并主導，一定程度上反映域外大國與地區國家政權的層級關系。域外大國及地區國家間的復雜競爭是驅動地區秩序演進的直接動力。后阿拉伯之春時代，地區國家恐將回歸中心角色，而域外大國和非國家因素將受到抑制，新的基于民族國家的地區秩序安排正在形成。
一、現代中東地區秩序的起源
中東地區現代秩序格局和當下地區非國家行為體崛起的根源可追溯至一百年前英法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賽克斯-皮科協定。該協定正式確認了西方對中東地區“分而治之”的垂直統治模式，不僅深刻改變了中東地緣政治版圖，而且也開啟了地區內政權和社會背離并分頭演進的歷史。
失去帝國的庇護后，地區內多元文化并存的宗教寬容環境宣告結束。凱末爾土耳其作為帝國繼承者走上世俗化為特點的現代化轉型道路。黎凡特和海灣的阿拉伯部分被人為分割，并以國際托管名義納入西方主導的殖民體系。傳統政權精英成為西方統治代理，管理國家經濟和安全參與體外循環，逐漸與社會脫節。而作為傳統社會治理“雙支柱”的宗教和部落則被全球殖民體系排斥在外，轉而擁抱同樣被邊緣化但仍占據社會主體的底層民眾。奧斯曼帝國瓦解后發展出的伊斯蘭主義后來大致裂變為兩類，一類傾向于借鑒外部先進文化制度，即政治伊斯蘭及其代表穆兄會等，另一類傾向于向歷史傳統尋求答案，其終極表現形式即為原教旨主義和極端組織。
俄國十月革命后，域外大國間意識形態競爭傳遞到地區，與地區內傳統地緣矛盾結合，激活地區國家間的生存競爭。穆兄會在埃及和敘利亞等國發展較快，蓋因這些國家與俄國基本情況類似，人口眾多、資源不足，要擴大稅基、加強武備和追求政策自主權，就不得不率先開展不同程度的民主憲政改革和工業化嘗試，并訴諸外來的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作為社會動員工具，因此社會開放程度稍高。相反，原教旨主義在海灣和北非人口稀少國家更加流行，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地理滲透性較差，直到石油資源大開發后才得到域外大國重視，但是巨大的石油財富和遠離域外霸權競爭降低了進行緊迫的政經改革和社會動員的必要性。
二戰后巴以問題和海灣地區主導權競爭成為吸引美蘇冷戰和地區代理人熱戰的長期獵場。在前者問題上，阿拉伯世界分裂為激進派和溫和派兩大陣營。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等激進派國家，長期對外戰爭和內部宵禁環境下頻繁發生軍事政變，政權日益高度集權化，穆兄會等社會動員工具則被迫轉入地下。在后者問題上，伊朗跟伊拉克發生了霸權競賽，結果君主制的伊朗社會支持不足，發生伊斯蘭革命，后來為了抵制美蘇控制又對外輸出革命，埋下地區社會革命的種子并引發兩伊戰爭。兩伊戰爭初期，沙特等海灣國家組建海合會，統一安排外交和防務，以有效應對外部兩伊侵入和內部社會革命的威脅。盡管薩達姆憑借良好的社會動員能力在兩伊戰爭末期組織起百萬大軍，但是也面臨財政崩潰的風險，為消化危機悍然入侵科威特，引發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最終將美國力量引入海灣，并建立起美國主導的中東地區秩序。
二、美國主導地區秩序的盛衰
海灣戰爭打出了美國的威望，加速了冷戰的結束。美國展現了出眾的空天一體戰和遠程投放能力，而作為伊拉克盟國，蘇聯為美國背書，從此在中東的威望一落千丈。攜此戰之威，美國與海合會及埃及等溫和派國家合作建立的地區秩序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安全主導，二是美國利益優先。也因此，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所內嵌的缺陷和矛盾，將助長地區國家政權與社會之間的背離，注定了難以持久。
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第一個明顯缺陷在于美國利益優先放大了政權與社會的沖突性。中東地區被納入美國全球戰略，其地緣和能源價值成為美國獨霸地位的支撐。沙特支持石油交易美元結算并且將美元定向用于購買美國國債以支持美國的金融霸權，以換取美國支持沙特在OPEC內的定價權以及承諾保障海合會國家政權安全。埃及等國接受美國提供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作為交換，在巴以問題上做出妥協，承認以色列國家生存權，不再支持地區激進派消滅以色列的主張。冷戰的意外結束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麻痹了這些國家，使它們甘于依附美國，或者讓渡經濟利益或者出賣民族感情，導致政權合法性來源異化，國家經濟高度對外依賴，但是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的快速膨脹，社會發展缺乏足夠資源支持，導致這些國家的內部社會變革壓力持續累積。
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第二個明顯缺陷在于毫不妥協地排斥了地區激進派國家，擴大了地區國家間矛盾。海灣戰爭后，伊朗拉夫桑賈尼政府曾向海灣國家和歐美示好，但是克林頓政府依然因為伊朗海外刺殺反對派而將伊朗列為恐怖主義支持國家，提出了“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政策，試圖徹底否定伊朗在巴以問題上的影響力，并且利用伊朗威脅強化美國地區存在的合理性，維持海灣國家對美國的依賴關系。但是美國的不妥協政策卻刺激伊朗上下形成擁核崛起的共識，并針對與美國潛在的軍事對抗加強了不對稱戰術的開發，如岸基導彈技術以及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此外，伊朗還加大了對巴以和談抵制派國家和組織的支持。美國的不妥協政策最終換來的結果是，巴以問題和海灣問題高度互聯，因此都更趨于復雜化。美國霸權的存在孕育了反美主義，為地區激進派抵制巴以問題和平解決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社會支持。而巴以問題的長期存在，反過來又從內部破壞了溫和派地區國家的社會與政權關系，進而破壞了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穩定性。
“9?11”事件后，地區政權與社會間力量對比逆轉，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加速瓦解。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大量消耗美國實力的同時也大量產生反美主義。加上新興國家崛起，全球地緣重心轉移，地區秩序重新進入加速演化階段。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海合會國家不再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繼1995年解散剛剛引入卻與保守社會價值觀相違背的BBC阿語頻道后，2001年沙特又以類似原因取消了美國駐沙特空軍基地。當然，海合會內部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被沙特驅趕的BBC阿語頻道和美國空軍都很快接到卡塔爾邀請，另組半島電視臺和烏代德美軍基地。卡塔爾在海合會內率先表現出外交獨立性，走出多元化外交道路，除了廣泛拓展與其它大國關系外，還積極向伊朗為首的地區激進派示好，積極資助哈馬斯和穆兄會等激進組織。
為根除地區恐怖主義土壤，小布什徹底重建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權，同時要求中東盟國實施社會民主化改造，自上而下推廣民主，擴大社會支持基礎，但是結果卻相當負面。其一，安于現狀的政權不得不自上而下做出一些裝飾性改革，分化了既得利益集團。其二，為地區內激進組織合法化和政治化鋪平道路，哈馬斯于次年選舉中獲勝，不久又相繼爆發伊朗核危機和以黎沖突，激進派在地區內威望達到頂峰。其三，伊拉克原先安全部隊被解散，為基地組織滲透打開了空間，原教旨主義第一次有機會實踐建國目標。為擺脫中東負資產，應對國內金融危機，奧巴馬政府開始尋求從中東撤出。2009年奧巴馬開羅大學演講迎合了地區民眾對長期發展停滯的不滿和要求社會變革的呼聲，卻開出了一劑以人權名義改變政權的藥方，為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開了綠燈。也許奧巴馬真正指向的是伊朗，后者剛剛爆發了抵制選舉不公的“綠色革命”，為了進一步煽動伊朗革命不惜為所有具有社會規模的地區革命做背書，但是首先發生政權顛覆的，卻是美國的地區盟國突尼斯和埃及。
奧巴馬的演講使地區民眾樂觀預期美國將無條件支持社會革命。土耳其伊斯蘭民主與社會經濟同步發展的模式進一步強化了地區政治伊斯蘭組織的革命動力。阿拉伯之春中，政治伊斯蘭組織與民粹主義相結合，利用社交媒體動員、組織大規模抗議，而極端組織則渾水摸魚，迅速將街頭抗議升級為暴力革命。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的報道，將民粹混淆為民主，為阿拉伯之春社會革命整個地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西方國家作繭自縛，因為虛妄的政治正確原則和不確定的地緣利益企圖，甚至以撤銷援助為要挾，強令盟友政權不得鎮壓革命。國際安全機制失靈，出于安全自助或權力競爭，地區國家轉而支持地區內非國家行為體向地區熱點安全問題滲透和擴張，從而助長了阿拉伯之春的地區蔓延。基于以上多種原因，美國與地區盟友的安全聯盟被從內部突破，社會革命輕松收割諸多地區政權。
三、后阿拉伯之春時代的地區競爭
阿拉伯之春社會革命使地區國家政權面臨非傳統安全挑戰和新的國家生存競賽，但是能源需求下降、政權結構性問題以及地區同質競爭等進一步限制了地區國家的改革轉型空間。通過對外輸出安全危機，挑動教派對立只能暫時封凍經濟改革要求，不足以應對經濟挑戰，滿足社會發展要求。
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陷落證明了兩件事。其一，封閉的溫和派國家對地區社會革命更加脆弱，因為社會革命的訴求多集中在社會發展和政治參與兩點，這恰好是專注傳統安全的美國地區盟友長期以來所忽略的。其二，美國受限于本國財政困難以及人權價值觀政治正確，既無力也不愿干涉地區社會革命，也因此，美國對盟友的政權安全保障承諾已經不再有效。由于地區內民眾的高流動性傳統以及地區性組織的廣泛分布加上半島電視臺和社交媒體的無障礙傳播，地區國家間事實上已經圍繞社會治理能力形成了新的國家間競賽，最脆弱的國家將很可能首先被社會革命淘汰出局。美國地區盟友普遍遭遇的困境是人口膨脹和信息透明帶來的需求多元化對原先的單一經濟和封閉社會結構形成巨大沖擊，政權必須在保障執政地位的同時創造條件，推動經濟發展和開放社會參與。
由于三個方面原因，地區國家推進經濟轉型改革將遭遇巨大困難。首先，全球能源消費需求下降。自2005年達到頂峰后，歐洲碳排放總量逐年下降，越來越多轉向光伏和核電等新能源。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暴恐襲擊以及民粹崛起和英國脫歐等不僅拖累經濟增長，還將挑戰歐洲一體化。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通過量化寬松對外輸出通脹風險，進一步抑制了全球消費。2014年美國頁巖油技術獲得市場化應用，美國一躍成為能源凈出口國，將擠占全球能源市場份額。新興國家經濟增速下滑，同時面臨轉型升級和保障金融安全要求，很難單獨消化額外增加的能源供應。海灣國家石油收入減少，依賴能源加工和出口的貿易、航運和金融等服務業規模縮減，阿聯酋和埃及等國的過境管理、外勞匯款和旅游業也都要跟著受損。量化寬松帶來的通貨膨脹和外儲損失無疑增加了民眾痛苦指數，突出了改革的緊迫性，但是與此同時，政權調控經濟的手段卻受到了很大抑制。
其次，推進改革面臨結構性障礙。沙特等資源單一經濟體的主要社會危機來自少數派平權運動和青年的社會參與要求。沙特什葉派聚居帶與石油資源富集地高度重合，同時王權合法性與瓦哈比教義捆綁，后者又拒絕與什葉派分權，因此什葉派問題在沙特高度敏感，很難折衷妥協。青年參與問題是另一個常態障礙。沙特約3000萬人口中30歲及以下人口占比高達驚人的70%。一方面，信息流通使得青年和婦女社會要求趨于多元化。另一方面，石油產業遠不能提供充分就業，而且受石油收入萎縮影響，沙特不僅要退出高福利制度，私有化公共服務部門，還準備開征收入稅。埃及作為人口大國和資源貧國的代表長期面臨財政支付短缺問題的困擾。埃及8000多萬總人口中30歲及以下的青年占了40%，日常居民消費開支幾乎消耗了外勞匯款、蘇伊士運河通行、旅游業以及地中海天然氣這幾個最主要的收入款項的絕大部分。革命后，這幾項主要收入都出現大幅下滑。埃及軍隊控制了國民經濟的40%左右，70萬常備軍是吸引國際援助的主要標的，后者維持了政府日常支出的主要來源，加上反恐和維穩，軍隊產業成為事實上不可觸碰的獨立王國。
再次，地區同質競爭帶來的消極預期。沙特是伊核協議的最堅決的抵制者。第一，伊朗解禁將沖擊沙特市場份額和在OPEC中的主導地位。解禁后，伊朗石油日產量增加了約200萬桶，天然氣出口也獲得新的突破，2016年陸續通過管道向伊拉克、敘利亞和阿曼等國供氣。為了保持市場份額，沙特采取了擴產降價策略，卻并沒有擠出主要競爭者。美國頁巖油產業將每桶成本從40美元降至20美元附近，而伊朗在制裁期間積累了數億桶庫存油，可以不計成本拋售。相反，沙特承受了更大的經濟損失，石油收入銳減過快消耗外儲，動搖政權安全根基。2016年11月底，在沙特力推下，OPEC和俄羅斯達成減產協議，2017年5月減產協議又獲延展，但是油價仍然在低位徘徊。低油價還連累了阿美上市計劃，導致全球最大的IPO遭遇尷尬的估值規模不斷縮水。第二，伊朗解禁令沙特經濟發展前景更加暗淡。伊朗人口眾多，勞動力素質較高，資源稟賦更有利于發展工業，具有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而且伊朗有民主選舉，政權得到少數族裔和青年人群的支持。最關鍵的是，與沙特情況相反，經歷長期嚴酷制裁，伊朗社會對解禁后的發展預期一片樂觀。
面對全新的國家競賽規則，地區國家依據各自的資源優勢和關切重點做出不同的應對。埃及借反恐名義清理最大反對派穆兄會，同時專注招商引資，建設新開羅城和蘇伊士運河等重大基建工程，以帶動經濟和就業。土耳其除了打擊反對派外，一邊高舉伊斯蘭旗幟呼應民粹以穩定支持陣營，另一邊通過總統制修憲強化總統集權地位。沙特國內改革困難重重，因此轉而向外輸出安全危機。阿拉伯之春中，沙特支持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反對派，軍事鎮壓巴林和也門的什葉派，支持埃及塞西政變，煽動美國和以色列武力解決伊朗核危機，處死什葉派教士尼米爾煽動與伊朗的斷交危機，最近還聯合阿聯酋等國制造了卡塔爾斷交風波。這一系列舉動的目的都在于挑動地區內教派沖突等傳統地區安全問題，從而激活美國主導的地區集體安全的反應機制，或者促進沙特主導的遜尼派安全聯盟建設，以此來預先取消地區激進派威脅，同時為國內的政改集權提供掩護。為了保住地區影響力，伊朗被迫在幾乎所有地區主要熱點問題尤其是敘利亞內戰上跟進投入寶貴資源。
四、沙特視角的地區秩序構建
沙特對外輸出安全危機導致地區教派沖突，促進了地區熱點安全問題的長期化和復雜化，已經成為諸多地區安全問題的策源地。通過安全化塑造地區和經濟利益紐帶，沙特成功在形式上部分恢復了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秩序，但是國內社會危機的潛在風險依然存在。
沙特輸出安全危機的策略形式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實際效果若何還需檢驗。首先，沙特輸出安全危機和教派對立，促進了地區熱點問題的長期化。教派對立通過相互抵消形成權力真空，使敘利亞、也門和利比亞等國的危機長期化，為極端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的滲透和壯大創造條件，而極端組織的介入又使熱點問題更加復雜化。伊斯蘭國滲透伊拉克和敘利亞，利用內戰弱勢平衡接管了各方武裝及大片國土，最終宣布建國。盡管沙特的也門的軍事行動耗費巨大，成效緩慢，但是地區內諸多熱點問題的持續存在使安全持續成為地區首要議題，干擾了伊朗等地區對手的經濟發展計劃。伊斯蘭國的崛起及其外溢使沙特遭到歐美的空前孤立，同時也為2015年接連發生的美國解禁伊朗、俄羅斯軍事回歸中東以及什葉派反恐聯盟的建立創造了條件。但是安全議題突出使得中東地區在油價下跌的情況下任然維持了地緣相當重要性，最終利用地緣政治競爭將準備撤出中東的美國重新拉回地區。2017年4月，美國借口敘利亞化武危機空襲敘空軍基地，此后又在阿富汗丟下“炸彈之母”，以此高調宣示美國不會放棄對全球反恐事業的領導權。
其次，沙特以反恐名義和經濟利益串聯地區熱點，將安全焦點從黎凡特轉移到海灣。2015年12月組建的遜尼派反恐聯盟是當年5月組建的阿拉伯聯軍和海合會的擴大版，主導者都是沙特，用兵對象都在也門。2017年4月舉行的美國-阿拉伯-伊斯蘭峰會是對以上遜尼派地區聯盟的再次升級。俄羅斯和伊朗主導建立的什葉派反恐聯盟基本上是根據戰時需要結成的臨時安全聯盟。相較而言，沙特主導的遜尼派反恐聯盟則是主要通過經濟紐帶聯結的利益共同體，這也可以從卡塔爾斷交風波中找出一點證明。對阿聯酋來說，伊朗解禁意味著迪拜港轉口貿易繁榮的結束，因此只得押注沙特未來的國際投融資計劃。對于埃及，沙特不僅是塞西政變支持者，是最大金主，也是爭取美國援助的橋梁。巴林的政權安危完全仰賴沙特為首的海合會，而且旅游業支柱也需要鄰國市場。對于利比亞和也門來說，沙特是兩國中央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而卡塔爾或伊朗則支持反對派。特朗普美國的加入同樣也充滿了利益交換的味道。沙特通過1100億美元軍購將美國的地區政策重新引導回克林頓時代，即遏制伊朗和解決巴以問題并舉。
再者，沙特的地區秩序以遏制伊朗為意識形態，以此為基礎構建廣泛的利益同盟。教派對立只是沙特輸出安全問題和團結地區內多數的手段，恐伊癥和遏制伊朗才是沙特真正的意識形態。伊核協議談判期間，沙特與以色列密謀聯合軍事打擊伊朗，一起游說美國國會對伊朗解禁設置障礙。特朗普訪問中東期間，沙特不僅高調展現與美國的親密關系，更不惜在本國經濟困難時期，動用1/5外儲采購軍備拉動美國就業。相反地，當海合會小弟卡塔爾向伊朗示好，提出合作開發兩國共享天然氣天建議，以及向地區什葉派武裝支付巨額贖金后，沙特果斷調動盟友集體與卡塔爾斷交，對其實施海陸空全封鎖。沙特等國圍剿卡塔爾和穆兄會還將抑制地區內的各類激進組織，有助于地區國家融合政權與社會關系，回歸現代民族國家角色。遜尼派國家專注本國事務，對巴以問題采取游離立場，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則被拖在敘利亞戰場，孤立無援的哈馬斯委婉表達了愿意承認以色列國家生存權的意思。
地區內的熱點問題也為建構新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創造了條件。目前看來，沙特的地區安全政策無疑有助于解決巴以問題。一旦解決了巴以問題這個地區根源性問題，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就將失去大半，對沙特等國的社會威脅也將大打折扣。但是以色列安全只是巴以問題的一半，在巴勒斯坦問題解決之前，地區內一切都有可能反復。歷史地看，發展民族國家內涵、強化地區機制的功能性和包容性仍將是未來中東地區秩序建構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