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印關系：不忘初心，負重前行
林民旺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7年的中印關系發展，可以說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中印邊防部隊在洞朗地區形成了長達71天的對峙，使得兩國關系降到了冷戰結束后的歷史低點。無疑也給近年來的中印關系發展造成了一定的沖擊。
兩國領導人都在積極扭轉這一事件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9月5日，在廈門金磚峰會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了雙邊會晤。在會晤中，習近平主席特別指出，中印兩國要堅持雙方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的基本判斷。希望印方能夠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發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處、合作共贏是中印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2017年12月11日，外交部長王毅在新德里出席中俄印外長會時表示，中印雙方都要切實將兩國領導人的這些重要判斷落到實處，形成更廣泛的共識，變成更具體的舉措，不斷擴大雙邊關系的積極面，不斷積累兩國交往的正能量。對此，印度外長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兩國關系正朝著“再出發”的方向發展。然而，已經形成的一些舊分歧仍可能影響未來的發展。而要消除或解決這些分歧，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會晤莫迪總理時常常指出的，要堅持尊重和照顧彼此關切，深化政治互信，只有站在歷史的高度，把握正確的戰略方向，才能使合作始終成為兩國關系的主旋律。
一、“一帶一路”不應該成為中印關系的障礙
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印度一直在這一問題上多有疑慮。特別是反對“一帶一路”下的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2017年4月25-26日印度重啟了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建設，走廊的聯合研究組第三次會議在印度加爾各答召開，這是時隔兩年半之后這一走廊的“重啟”。盡管如此，印度在“一帶一路”上的態度仍然沒有變化。
事實上，中國一直努力釋放善意，歡迎并推動印度加入“一帶一路”。中國駐印度使館公使劉勁松在4月21日觀察家基金會（孟買）“一帶一路”研討會上的演講中，明確地解釋了中國的立場，“中巴經濟走廊是民生項目，中國無意介入印巴克什米爾爭端，中國對克什米爾的政策沒有變化，可以考慮中巴經濟走廊向印度延伸，與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以及印度的北南經濟走廊連接起來，印度的“季風工程”和“香料之路可以與‘一帶一路’對接”。
然而，中國的努力不僅沒有得到積極響應，相反印度卻朝著另一個方向理解。印度認為，這些建議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印度的核心關切。同時，卻認為中國對于印度不參加“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而感到焦慮不安。反而認為印度是否參加“一帶一路”高峰合作論壇，對中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為此印度還特意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前發表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將自己的立場進一步固化。
5月初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凸顯出印度在這一問題上的“特立獨行”。日本和美國突然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做法，讓印度感到意外。特別是5月12日美國政府確認派高級別代表團參加峰會，被印度形容為U形轉變。美日對“一帶一路”的支持也凸顯出印度在其中的不和諧。事實上，隨著南亞其他所有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國際社會已經普遍接受“一帶一路”的情況下，印度的反對只是凸顯出其為反對而反對的境地。
部分基于抵消“一帶一路”的影響，日印開始著力共建“亞非增長走廊”。印度也在推動同周邊的互聯互通，積極推動伊朗查巴哈爾港的建設，重啟印緬泰三方公路等等。中國歡迎印度能為地區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只是更希望印度推動的互聯互通能夠與“一帶一路”的項目形成良性競爭的趨勢。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國的周邊外交秉持著“親望親好，鄰望鄰好”的理念，大國之間應該“相互補臺、好戲連臺”，而是不使國際政治成為“相互角力的競技場”。
當然，印度也顯示了一定的靈活性。2017年12月中俄印三國外長會上，達成了三方推動歐亞大陸互聯互通的共識，要“本著共商共建共享原則，致力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各自互聯互通倡議對接而不對沖，互補而不互懟，形成規模效益，促進區域一體化”。這一發展客觀上為中印消除在“一帶一路”上的對立提供了方向。
二、印度要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支柱？
2017年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同樣給美印關系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是隨著2017年6月莫迪與特朗普的會晤，可以說實現了美印戰略伙伴關系的延續。
美印關系的發展如果以中國作為共同的“假想敵”，注定將損害印度自身的戰略利益。莫迪與特朗普會晤后發表的聲明中，承諾在印太地區遵循的四個原則，明顯具有針對中國的含義。如（1）重申尊重自由航行、飛越自由以及商業利益的重要性；（2）呼吁所有國家要依據國際法，和平地解決領土和海上沖突；（3）支持通過透明的基礎設施發展以及負責任的債務融資的做法來促進地區經濟的互聯互通，同時要確保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法治及環境保護；（4）呼吁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遵守這些原則。這些話的指向性明顯地針對了中國的南海政策和“一帶一路”，事實上也體現出印度外交“獨立性”的缺失，實質上是給美國外交“背書”。
美國借以提升印度的地位，來推行自己的地區政策。8月21日，特朗普在弗吉尼亞就阿富汗及南亞局勢發表講話，美國南亞戰略也隨著浮出水面。特朗普稱，“印度在和美國的貿易中賺到了數十億美元，我們希望他們可以在阿富汗問題上提供更多幫助，尤其是在經濟援助和發展領域”。由此看來，特朗普南亞政策的做法很明顯，似乎是要印度幫忙美國解決阿富汗問題，這是美國愿意繼續讓印度掙錢的前提。
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印度同樣被提到核心的角色定位。印美在戰略與防務方面加強合作，美國加強印度獨立的防務能力建設，除了兩國共享情報之外，美國逐步消除阻礙向印度出售各類先進武器的法律障礙，向印度出售的武器達到美國盟友的程度，例如包括P-8海上偵查機、無人機、航母等技術，最終將使印美防務合作由買賣關系轉變為共同生產的關系。
雙方還對彼此的印太戰略進行協調。印度的向東行動政策（Act East policy）與美國、日本的印太戰略進行深度對接，逐步形成以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為主軸的同盟體系。美日澳在努力推進四方領導人對話機制的形成，構建四方海上安全對話機制。目前，美、日、澳、印四方內部也在分別建立深度的對話機制，例如印澳的外長+防長的2+2對話機制、美印外長+防長的2+2對話機制。
中國并不反對印度同任何大國建立正常的國家間關系。只是印度的外交東向關涉到中國切身的安全利益，自然中國會對印度外交的“戰略自主性”進行再評估。目前印度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仍然充滿著不確定感。正如《印度快報》評論家D.S. Hooda 的文章認為，美國的外交是為美國利益服務，印度需要謹防被美國利用。美國批評中國對“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的破壞并沒有道理，因為現在美國的特朗普總統才是最不遵守國際規則的。所以，他提醒到，印度的外交要以印度的國家利益為考慮標準，在中美可能戰略競爭上升的過程中，印度不能一味以親美為自己外交的要求。
因此，在面對美國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印度仍然不會“毫不猶豫”地投入美國懷抱。在2017年美日印澳四國的司局級對話中，印度發表的聲明明顯不同于美日澳三方。印度沒有提及“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rule-based order）”、自由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海上安全（maritime security）、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也沒有承諾繼續深化四國對話機制，而且印度要建設的印太是自由、開放（open）、繁榮和包容性的架構，與美日澳所謂“價值觀同盟”的訴求截然不同。
中國能夠理解印度外交的“獨立性”，但是也需要印度對中國的安全關切顯示出足夠的尊重。印度前總理辛格曾明確表示，印度當然需要同中國與美國同時建立良好的關系，但是這并不是零和的游戲，“印度無意也不會參與任何遏制中國的戰略”，而“像中國那樣龐大和有活力的國家是無法被遏制的”。
三、未來中印關系的發展要尋求更多的“正能量”
作為兩大文明古國和新興市場國家，中印都肩負發展和振興的歷史使命，對世界大勢和國際事務有著相同或相近看法，理應成為天然的合作伙伴。
事實上，中印共同的歷史境遇與國情，存在大量心聲相通的元素，需要雙方努力進一步挖掘。印度國寶級明星阿米爾汗在2017年5月在華，受到中國粉絲的熱情歡迎，其程度絲毫不亞于成龍在印度的熱度。而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國更是獲得了廣泛的贊許和歡迎，票房遠高于其在印度本土。要讓《摔跤吧，爸爸》在歐美市場上獲得認可，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國情和歷史境遇。
當下之急，中印需要真正培育起相互信任。有了互信，具體問題就有望在互諒互讓基礎上予以解決，缺乏互信，個別問題就會不斷發酵溢出，侵蝕雙邊關系大局。為此，王毅外長建議，雙方要加強各層級戰略溝通，恢復已建立的對話機制，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同時管控好存在的分歧，維護好邊界地區的和平安寧。印度外長斯瓦拉吉也表示，作為兩大發展中國家，印中關系的意義超越雙邊范疇，對地區乃至世界均具有重要影響。印方始終認為，印中之間的共同點遠遠大于分歧，兩國應加強戰略溝通，增進戰略互信，絕不能讓分歧演變成爭端，爭端演變成沖突。印方愿與中方恢復各項雙邊機制性安排，推進各領域合作。同時管控好分歧，共同維護邊界地區的和平安寧。只有印中攜起手來，亞洲世紀才會真正到來。
中印關系的“再出發“，要堅持“不忘初心”。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提出的“亞洲復興”，明確稱“只有中印共同崛起，才是真正亞洲世紀的到來”。而隨著中印目前正在進一步崛起的發展，兩國更要堅持這份初心，因為“中印用一個聲音說話，世界都會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