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曾認為“一帶一路”和亞投行都搞不成。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發起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以后，日本各界普遍持消極觀望、警惕質疑態度。主流觀點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通過向外擴張經濟實力推行的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旨在構筑以中國為中心的“地緣經濟圈”，建立中國主導的新的地區與國際秩序，是對美日等西方國家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嚴峻挑戰。同時，鑒于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尚有數千萬貧困人口，且自身還在接受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的貸款，構建自己主導的多邊發展銀行、向亞歐非三大洲進行大手筆海外投資，這樣宏大的戰略構想說易行難，成功可能性不大。
　　由于日方認為亞投行可能對日本主導下的亞洲開發銀行造成直接沖擊，因此對其高度關注。起初，日本充斥著對亞投行冷嘲熱諷，認為其不過是中國把原來為一些亞洲窮鄰居提供基礎設施融資的雙邊渠道包裝成多邊平臺或國際機構而已，根本不會搞起來。日本外務省、財務省以及執政的自民黨內部在評估時，都認為不僅美國會公開反對亞投行，歐洲國家也不會參與。結果2015年3月14日創始成員報名最后截至日期前，英國、德國等一批西方國家宣布加入，日本領導人感到十分震驚。
　　同年，日本在競標印尼雅萬高鐵項目中敗給中國，也是對日沖擊較大的事件。日本最初對獲得這一項目信心滿滿，2011年即做了可行性研究，搶占了先機。日本一直是印尼最大投資來源國，在印尼經營多年，培養了大批人脈。印尼佐科政府內閣大多數部長同日本都有不少淵源。印尼內閣會議討論中日競標時，只有佐科總統和國企部長莉妮支持中國，副總統和其他部長一致支持日本。結果，中國最終勝出。雅萬鐵路不僅是“一帶一路”標志性項目，也是中日企業首次直接爭奪高鐵這樣的高端海外基建項目，日方自信心受到沖擊，逐漸開始正視中國實力，認真思考如何在亞洲處理好同中國的競爭與合作關系。
　　（二）2017年5月以來，安倍首相多次就“一帶一路”作出積極表態，稱日中兩國可就此大力合作。
　　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峰會在北京舉行。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率領經濟產業省副大臣松村祥史、首相政務秘書官今井尚哉等出席。二階在訪華前專門拜會了安倍首相，安倍請他轉交一封致習近平主席的親筆信。從派遣自民黨高層、政府代表訪華參會，可以看出安倍政府此時對“一帶一路”態度已發生了重要變化。 
　　同年6月5日，安倍首相在一次國際會議上發表講話，首次公開稱贊“一帶一路”是“連接東西方和區間不同地區的有潛力的構想”，“日本也愿意進行合作”。11月14日，安倍首相在馬尼拉同中國總理李克強舉行會談時再次表示，期待“一帶一路”倡議能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日本希望從這一觀點出發同中方進行合作。12月4日晚，安倍在出席“中日前高官和企業家CEO對話會”致辭時，就“一帶一路”倡議表態稱，日中兩國“可以大力合作”。安倍稱，日本政府設想兩國在亞洲基建開發方面進行協作。 

   
　　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態度的上述轉變，主要是基于現實利益需要而做出的策略性政策調整，體現出了日方以下戰略考量：
  　 （一）實際經濟利益是日方態度轉變的最主要內因。“一帶一路”蘊含著巨大的商機和利益。日本人口逐年銳減，國內市場狹小且已飽和，經濟復蘇和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巨大的中國市場，離不開更為廣闊的歐亞大陸市場。亞投行順利運作，獲得國際評級機構最高評級。“一帶一路”倡議獲得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和支持，其中40多個國家同中國簽署了合作協議，涵蓋互聯互通、國際產能合作、金融合作等領域。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與前景，日方開始逐漸轉變對抗心態，尋求同中方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事實上，日本企業界對參與“一帶一路”合作一直熱情較高。日本在華有2萬3千多家企業，都是“一帶一路”的直接受益者，早就采取行動參與合作。日本通運（“日通”）是日本最大物流公司，積極抓住“一帶一路”帶來的商機，通過同中國鐵路總公司、哈薩克斯坦國家鐵路公司合作合作，協助在華日企借助中歐班列定期向歐洲運輸貨物，并從2018年初開始提供連接中日港口、中亞和歐洲的陸海聯運服務。
　　日通只是眾多日企的從“一帶一路”獲利的縮影。2017年6月，在華日企協會“中國日本商會”設立“一帶一路聯絡協議會”，作為同中國政府和企業界對接的平臺，協調在華日企參與“一帶一路”。
 　  （二）改善對華關系，穩定日本的周邊環境是日方態度轉變的現實政治需要。
　　安倍首相大搞“俯瞰地球儀外交”，遍訪全球，唯獨未能正式訪華，亦未能改善同中國、韓國、俄羅斯這三個對日本至關重要的鄰國的關系。擺脫戰后體制，成為“正常國家”，實現修憲強軍，是冷戰后日本政治精英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安倍的的政治夙愿。
　　要實現這一目標，獲得重要鄰國的理解和諒解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中日關系自2010年發生“釣魚島撞船事件”后，接連發生“釣魚島國有化”、安倍參拜供奉14名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一系列事件，對雙邊關系造成傷筋動骨沖擊，一度陷入中日復交以來的最低谷。2014年11月，經過多輪談判，雙方達成“四點原則共識”，旨在將“出軌”的中日關系拉回“正軌”，但雙邊關系改善進程一直不順，直至2017年上半年才逐步企穩向好。
　　2017年5月，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期間，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遞交了安倍呼吁日中領導人定期往來的親筆信。日媒當時評論稱，安倍轉而對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采取合作態度，就是在發出一個強烈信號，表明他已決心要改善停滯不前的日中關系。
　　同年9月28日，中國駐日本使館舉行國慶節暨紀念中日建交45周年招待會，安倍首相罕見地親自出席。面對現場二千多名來賓致辭時，安倍提出改善日中關系的“三步走”，即邀請李克強總理訪日、安倍本人訪華、邀請習近平主席訪日。安倍還表示，日中加強合作不僅對兩國自身具有重要意義，對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也不可或缺。今后愿基于戰略互惠關系的思路，為推動日中關系發展作出努力。
　　日本媒體評稱，安倍出席這場招待會，凸顯自己高度重視中日關系，表達了日本政府特別是安倍本人希望盡快恢復兩國高層互訪制度，全面推動兩國關系向前發展強烈愿望。考慮到安倍首相在日本國內政治地位日益鞏固，他在推動改善中日關系方面可以放手一搏，作出更大的政治投資。
　　（三）緩解特朗普“美國優先”戰略給日本帶來的壓力，是日本政府改變關系的重要外因。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奉行“美國優先”，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而日本視TPP為構筑日美經濟同盟、主導亞太地區貿易經濟秩序的重要工具，為此克服巨大國內阻力并花費了數年努力才最終達成。特朗普政府向世界各國發動貿易戰，即便是美國的盟國也不能幸免。日本作為美國的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在經貿問題上面臨美國強大壓力。特朗普曾明確要求日本采取措施減少對美貿易順差。美國上述行徑令日本大失所望。
　　在日本政治精英心中，中美當年搞“越頂外交”陰影始終揮之不去。特朗普在2017年6月首次表達了愿意就“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項目與中國合作的態度。此前一個月，美國還派官方代表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美國態度的轉向，對日本刺激很大，觸動很深。既然特朗普政府不可靠，求人不如靠己，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環境中，日本需要主動改善對華關系，尋求同中方就“一帶一路”開展合作成了必由之路和最佳切入點。
　　此外，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一帶一路”問題上態度都相對積極，英、法、韓國等國政府還同中國政府簽署了關于加強“一帶一路”第三國市場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客觀上促使日本態度轉變。


　　（1）日本參與“一帶一路”有助于體現“一帶一路”開放、包容的國際合作倡議的本質。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轉變時所言，“一帶一路”倡議是開放包容的重要國際合作平臺和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由中國提出，但屬于世界。“一帶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任何國家都可以參與其中。日本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參與“一帶一路”合作有積極意義。
　　（2）日本參與“一帶一路”有助于擴大資金來源，保障相關項目的融資可持續性。據亞洲開發銀行相關報告評估，未來十年僅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融資缺口就達到8.7萬億美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工業化投資需求更為巨大。面對如此巨大的融資需求，中國一家不可能完全滿足，需要推動投融資的多元化。
    （3）日本參與“一帶一路”有助于中日之間減少惡性競爭，實現互補合作。日本在亞洲地區苦心經營數十年，通過官方發展援助、投資、人才培養等方式擁有較深政治、經濟和社會根基。特別是日本企業遍布東南亞、南亞地區，擁有非常豐富國際化經營和本地項目管理方面的經驗。這正是中國企業作為“后起之秀”在國際化道路上必補功課。中國企業可以通過與日本企業的合作盡快補足國際化短板。同時，中方企業“走出去”規模和速度空前，在拓展非洲、中東、中亞、東歐、拉美等地區市場方面能力更勝一籌，完全可以同日本企業聯手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此外，很多亞洲中小國家普遍奉行大國平衡戰略，他們在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同時，也擔憂經濟上對中國過度依賴，尤其是考慮到不少大型基建項目攸關國家經濟命脈。如果中日兩國企業能夠聯合承建相關項目，不僅可以避免惡性競爭和分擔商業風險，也有助于緩解東道國的上述擔憂。
　　也要看到，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仍然具有明顯“兩面性”，即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安全上對華制衡，另一方面，在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加強對華合作。日本政府已為參與“一帶一路”合作設置了前提條件。在2017年12月4日晚的演講中，安倍聲稱日本“必須使太平洋到印度洋成為自由開放的地區”，確保公平性和透明度不可或缺。日本在“印太”戰略基礎之上，愿意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開展合作。據日媒報道，安倍決定將其推動的“印太戰略”同“一帶一路”對接，謀求以平等姿態同中國合作，而不是“加入”中國的倡議。事實上，日本已聯合印度、美國和澳大利亞形成一個“四國聯盟”一起推動該“印太戰略”，強調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建設“符合國際標準的互聯聯通”。這些都是老生常談，比較明顯地指向了“一帶一路”倡議。許多日本國際問題專家評論稱，“印太戰略”是日本主導、旨在抗衡“一帶一路”的戰略。 


　　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尚存有一定疑慮，包括擔憂項目融資可持續性、環境標準、一些中方主導港口項目是否會被“軍事化”等，但只要中日合作起來，逐步積累互信，這些疑慮完全可以在合作中逐步得以化解。
　　據日媒透露，日本政府已經制定了參與“一帶一路”合作的方針，將通過日本政府下屬金融機構實施融資等方式，在節能環保、提升產業水平、物流三個領域積極推進中日企業開展合作。日方希望把重點放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上，其中包括中日企業在那些連接亞洲、歐洲與非洲并有主要貿易線路通過的亞洲國家內開展能源項目合作，也在考慮為改善物流和加快貨物運輸而開展道路、鐵路等方面合作。日本政府還在研究邀請中國參與日方此前在一些非洲國家實施的基干道路整備工程等項目。
　　目前看，日本政府已為日企參與“一帶一路”合作開了“綠燈”，希望把重點放在中日企業攜手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上。這與中國政府推動同發達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的思路完全可以對接上。
　　（一）中日兩國企業開展三方市場合作已有一定基礎，兩國政府應推動建立長效合作機制。
　　第三方市場合作最早見于2015年6月中法兩國政發表的《中法關于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聯合聲明》。在這份聲明中，中法兩國提出了與第三方共同合作的主要領域，包括基礎設施，核能，航空，農業，衛生和氣候變化。這是中國首創的國際合作新模式，旨在將中國的優勢產能、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需求有效對接，實現1+1+1>3的效果。
　　近年來，該合作模式在國際上獲得了積極響應，呈現良好發展勢頭，已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內容。迄今，中國已同法國、韓國、德國、英國、加拿大等10多個發達國家達成第三方市場合作協議，涵蓋基礎設施、能源、環保、金融等領域，在一系列重大項目上取得了務實成果。
　　盡管目前中日兩國尚未在政府層面就此達成正式共識，也未簽署合作協議，但兩國在企業層面早已摸索出一些合作經驗。例如，一些企業間搞技術轉讓與聯合研發合作。中國水泥企業海螺創業同日本川崎重工從2006年起即開始技術合作，共同開發了利用水泥窯純低溫余熱發電技術，在中國廣泛推廣。雙方還共同研發了世界領先的利用水泥窯處置城市生活垃圾技術。目前，雙方已在上海成立合資公司，積極拓展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主的海外市場。
　　又如，一些企業通過相互持股、共同投資等搞資本合作。中國中信集團、日本伊藤忠、泰國正大集團多年來一直相互參股份，共同拓展三國和海外市場。再如，一些企業搞聯合競標或相互分包基建類項目合作。2011年，中石化煉化工程公司與日本丸紅株式會社聯合競標，獲得哈薩克斯坦阿特勞石油精煉廠的基礎設施建設訂單。2013年，青島四方公司同日本川崎重合作競得新加坡地鐵車廂項目招標。2017年，日本日立公司競得倫敦地鐵項目后，把車廂空調等部件生產交給在華合資企業生產。
　　中日企業間自發的合作實踐均表明，中國同發達國家在“一帶一路”沿線搞第三方市場合作不僅切實可行，而且前景廣闊。為使中日兩國企業開展第三方市場的合作行穩致遠，兩國政府應探討建立第三方市場合作的長效工作機制。
　　一是利用業已建立的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中日經濟伙伴關系磋商等機制，就政府搭建平臺支持企業開展第三方合作進行磋商，爭取簽署合作協議或者備忘錄。
　　二是政府主管部門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推動建立涵蓋政府主管部門、企業商會協會、金融機構、駐外使館的工作機制平臺，分享第三方市場政策、法律、項目等合作信息，制定合作路線圖，明確重點領域和實施規劃。
　　三是利用上述工作機制平臺建立第三方重點國別項目信息庫和企業庫。圍繞兩國政府主管部門和企業商會協會商定的重點合作區域和重點領域，通過定期舉辦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等方式，搭建機制化雙向交流平臺，加強重點項目的收集與跟進，進行項目對接，交流信息，分享經驗。
　　四是探討設立中日共同投資合作基金。可參照中法共同投資基金和中歐共同投資基金的模式，推動設立由中國國家開發銀行或絲路基金與日本海外交通與城市開發事業支援機構（系日政府于2014年10月設立的官民合作性質的支援日企參與海外基礎設施項目的機構，日本政府注資1100億日元）建立中日第三方共同投資基金，通過股權、債權等多種融資方式，為雙方企業進行項目合作提供金融支撐，實現長期可持續合作。此外，應該繼續推動中日兩國分別牽頭的亞投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中國是第三大股東國）之間聯合融資合作，為兩國企業聯合競標第三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
　　（二）充分利用中日關系改善契機，大力強化中日之間的“五通”合作，為雙方第三方市場合作創造良好條件。
　　“一帶一路”的核心是“互聯互通”，主要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按照“五通”標準來衡量，中日之間的“互聯互通”可謂十分密切。
　　經貿關系上，按照國別統計，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日本是中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地，在華投資的日企超過2萬3千家。同時，中國企業對日投資保持高速增長。
　　金融領域，兩國已實現人民幣和日元直接結算，正在商談續簽本幣互換協議。雙方相互持有對方國債規模也在擴大。近期，日本瑞穗銀行作為第一家日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基礎設施聯通方面，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往返兩國60多個城市之間。兩國的主要港口之間幾乎都通有定期貨物或者郵輪航線。
　　人文交流方面，雙方人員每年往來連續數年超過1000萬人，兩國友好城市達到345對。中日兩國歷史和文化相通，同屬漢字文化圈，漢唐文化被很多日本人視為文化之根。日本曾是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人民對絲綢之路的親近感和認同感要遠超過歐美等西方國家民眾。
　　過去數年，中日兩國關系出現復雜波折。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日關系持續改善。兩國領導人圍繞“一帶一路”合作達成重要共識，為中日關系持續向好發展注入了新的推動力。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11月在河內出席APEC領導人會議期間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時所言，“一帶一路”建設有望成為中日兩國實現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新平臺。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40周年，中國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中日韓合作領導人會議將在日本舉行。中日關系面臨進一步改善發展的良好契機。
　　在此背景下，中日雙方應深化兩國間的政治與安全互信，努力推動貿易、投資、金融、科技、教育、人文等各領域“互聯互通”，這不僅可以進一步夯實中日關系根基，更可以為雙方聯手拓展廣闊的第三方市場創造良好條件，讓“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真正惠及兩國人民，助力亞歐非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發展與繁榮。



---------------------------
嚴深春，國際問題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