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日關系迎來新起點，兩國如何構建面向未來的戰略伙伴關系？
嚴深春
國際問題觀察員
國際問題觀察員
一、李克強總理首次訪問日本，推動中日關系持續改善。
2018年5月8日至11日，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邀請，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國總理時隔八年首次訪問日本（上次是2010年5月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正式訪問），也是2010年至2013年期間由于釣魚島爭端等問題導致雙邊關系跌至歷史谷底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踏上日本國土。
李克強總理訪問期間，與安倍首相舉行了會談，拜會了日本天皇明仁，會見了日本國會及朝野政黨負責人，出席紀念《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締約40周年大型招待會并發表演講，并赴北海道訪問，與安倍首相一起出席“中日省長知事論壇”。
李克強總理同日方領導人就增進政治戰略互信、加強務實交流合作、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實現中日關系回到正常發展軌道深入交換意見，就推動雙方務實合作，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加強兩國文化、媒體、青少年、地方交流等達成共識。
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接觸、對話與互訪的恢復是中日關系改善進程中的關鍵一環。2014年以來，中國領導人親力親為，為推動中日關系走出低谷付出了巨大努力。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多次在國際多邊場合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共同穩定、改善中日關系交換意見，達成了包括“四點原則共識”在內的許多政治共識。此次李克強總理訪日，為中日關系改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為下一步中日關系發展明確方向。
二、當前中日關系的改善勢頭，是兩國合力而為的結果，符合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期待。
當前，中日關系正處在持續改善過程中，盡管此過程仍不時出現一些雜音，但雙方相向而行的努力正在使改善與發展成為兩國關系一個時期以來的基本特征。這種變化背后驅動的原因，既與中國自身穩定發展壯大、領導人親力親為、外交職能部門不懈努力密不可分，也是安倍政府此前實行對華圍堵、對抗政策碰壁后在內外壓力作用下做出的新政策選擇，也顯示出中日關系的深厚基礎，符合兩國人民、地區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從中國角度看，中方重視中日關系的政策始終如一。中方視日本為重要近鄰，一向高度重視發展對日關系，堅持牢牢把握兩國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向前發展。中方多次向日方強調，這是一項重要的既定政策，不因一時一事而改變。即使在前幾年兩國關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嚴峻局面的那段時期，中方依然堅持維護中日關系發展的正確方向。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需要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創造更為有利的周邊和國際環境，因此有意愿和耐心積極推動中日關系“重回正軌”。
從日本方面看，日本經濟界與執政黨內部溫和穩健派是促使安倍政府實行改善對華關系舉措的內生動力。他們認為，中國持續發展壯大，一味圍堵遏制中國不僅難以奏效，更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因為不改善中日關系將使日本錯過中國高質量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巨大機遇。同時，在美國特朗普政府調整亞太戰略，強勢推動貿易保護主義，朝鮮半島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等背景下，日本的周邊外交面臨諸多挑戰，危機感增強，為增加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選項，改變一味與中國對抗的政策，改善對華關系成為安倍政府必然的政策選擇。
從中日關系的基本面看，中日互為最重要的經貿合作伙伴，雙方貿易額近年來保持在3000億美元。日本是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國，中國則是日本主要海外市場。兩國已實現人民幣和日元直接結算。雙方民間交流頻密，2017年人員往來超過一千萬，兩國友好城市達到345對。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往返兩國60多個城市之間。中日雙方利益聯系日益緊密，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客觀上要求兩國關系盡快改善。
從中日關系的地區和國際影響層面看，中日關系的意義和影響力日益超過雙邊范疇。兩國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在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維護開放、自由的國際貿易體系、促進開放型世界經濟發展和改善全球治理等方面擁有共同利益和責任。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也十分期待中日盡快改善關系，攜手合作應對共同全球性挑戰，為亞洲和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三、中日關系的癥結既在于固有的老問題，也在于因國際形勢變化產生的新的結構性矛盾。
過去八年多中日關系經歷的跌宕起伏，只是中日關系自冷戰結束后進入矛盾多發期過程中的一個新的循環。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后，兩國關系曾經歷二十年左右的快速發展“蜜月期”，至1992年明仁天皇訪華達到頂點。自冷戰結束后，中日關系就進入起起伏伏、時好時壞的矛盾多發期，幾乎是每隔六、七年就要經歷一個“惡化-改善-再惡化-再改善”的周期。
究其根本原因，既在于中日之間一直存在歷史認知、釣魚島爭端、臺灣問題等固有的老問題，更在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國際形勢變化等因素導致兩國關系進入了一種新的結構性的矛盾狀態之中。
具體而言，一共有四方面的結構性矛盾： 一是由于共同抵御蘇聯威脅的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出現了所謂的“安全困境”，彼此之間互不不信任，互相猜疑。二是兩國都試圖成為地區和全球大國的發展戰略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互沖突。三是中日實力對比接近并逆轉，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東北亞地區兩強并列的局面。四是由于兩國政治、社會狀況變化及媒體影響等復合因素而導致的雙方國民感情惡化。
在上述結構性矛盾面前，兩國間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會被放大為彼此難以妥協和讓步的重大問題，甚至彼此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解讀為是針對對方。正因為如此，歷史恩怨、釣魚島爭端、臺灣問題等一直是橫隔在中日關系中的老問題，在冷戰期間都沒有成為阻礙雙邊關系發展的重大問題，冷戰后就成了雙方都難以妥協和克服的問題。
四、中日結構性矛盾背后的根本問題是相互認知與定位問題。
冷戰后中日關系陷入了結構性矛盾之中，歷史、領土、海洋問題等干擾因素此起彼伏。隱藏在這些結構性問題背后的，正是彼此政治與安全互信的缺失，其根源在于日方對華認知和定位在內外形勢變化面前沒有及時調整到位。
就日方而言，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始終是冷戰后日本對外戰略的最重要課題。特別是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后，對日本的沖擊及其巨大，“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最近幾年，“中國威脅論”開始變種為“中國霸權論”和“中國傲慢論”。日本對中國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存在誤解。盡管日本安倍政府正尋求轉變對華政策，但日本國內一些政治精英和部分主流媒體仍在以陳舊的冷戰思維對待中國，整天在琢磨如何牽制防范中國。目前，日本的對華戰略認知和心態中仍存在非理性情緒與冷戰式思維。這種狀態既不符合時代潮流，也不符合兩國先輩46年前恢復邦交的初心，更不符合日本自身長遠和根本利益。
日方能否盡快轉換思維，處理好對華認知和定位，將中國視為合作伙伴而非對手甚至敵手，將中國的發展視為機遇而非挑戰甚至威脅，將是決定未來兩國關系發展方向的一個關鍵。
就中方而言，如何看待日本在冷戰后加速推動“正常國家”道路和實現政治大國的訴求，也是一項重要課題。應該看到，二戰后，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低姿態主要源于其自我約束和美國的限制。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失去了經濟大國頭銜的日本，要求擺脫戰后體制，成為“正常國家”的呼聲非常強烈，日本社會思潮總體趨向保守。同時，和平主義在日本深入人心。如何同一個相對保守和總體右傾的日本長期打交道，引導日本成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大國,是中國今后在與日本互動中要認真思考和主動應對的戰略問題。
事實上，圍繞中日的相互定位，早在2008年，中日兩國政府就簽署了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對新世紀兩國關系進行了明確定位，強調中日“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然而，從最近幾年的中日關系形勢發展中不難看出，這個重要共識并未得到有效貫徹落實，特別是日方始終未能解決好如何正確看待中國發展這一根本性問題。
五、改善中日關系，需要兩國把“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定位真正落到實處，攜手構筑面向未來的戰略伙伴關系。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已逾不惑之年的中日關系面臨改善和發展的重要契機。中日關系能否最終走上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關鍵要看雙方能否增進政治互信，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角度把握兩國關系的發展方向。
新的形勢下，中日之間需要的是信任與合作，而不是猜疑和對抗。雙方應努力在政治安全領域開展正面互動，盡快找到符合時代潮流與兩國各自利益的新的相互定位。
筆者認為，中日關系已站在了新的起點，兩國關系的定位也要從十年前確定的基于利益交換的“戰略互惠關系”向更為積極的方向推進，應該構筑面向未來、基于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戰略伙伴關系”。
為此，今后一個時期，應該重點從四方面推進中日關系改善與發展，為構筑“戰略伙伴關系”夯實基礎和營造氣氛。
一是加強雙方戰略溝通，不斷增進政治互信。近幾年中日關系經歷多輪折騰，癥結在于日本當政者的對華認知。未來日方應認真思考，想清想透，正確看待中國的發展，杜絕冷戰思維和零和心態。雙方政治互信的受損，需要通過各層級交往，不斷修補。高層交往對兩國關系改善發展具有重要引領作用。今年底或明年上半年，中國將舉辦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安倍首相將出席并可能實現首次正式訪華。明年6月，日本將舉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習近平主席將出席會議。雙方應抓住今明兩年重要契機，加強對中日關系的頂層設計和高層引領。同時，保持政府、政黨和議會交流，開展外交、安全領域對話，及時就雙邊關系中的重大問題、各自內外政策和發展走向進行深入對話與溝通，化解彼此疑慮，防止戰略誤判，通過實實在在的努力，讓彼此走得更近，而不是漸行漸遠。
二是切實管控矛盾分歧，穩妥處理敏感問題。中日關系中的歷史糾葛和現實分歧在中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這就需要雙方保持耐心，努力尋找切實管控分歧的有效之道，使這些矛盾不激化，不影響雙邊關系大局。歷史和臺灣問題事關中日關系政治基礎，日方應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有關承諾，慎重妥善處理歷史、東海和釣魚島存在的潛在風險和挑戰，雙方應切實遵循2014年達成的“四點原則共識”有關精神，利用“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以及本次訪問期間簽署協議并建立的“中日海空聯絡機制”等做好危機管控，共同維護東海和平穩定。
三是深化經貿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和利益交融。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新形勢下更應該發揮其“助推器”作用。雙方應積極開展節能環保和先進制造業合作，拓展新興服務產業和創新領域務實合作，促進中日產業鏈深度融合，實現中日共同繁榮。同時，亞洲經濟一體化離不開中日兩國的引領，雙方應攜手推動中日韓自貿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進程，利用“一帶一路”新平臺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此次訪問期間，兩國經濟部門簽署了“中日關于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諒解備忘錄”，為中日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是加強民間友好交流，增進兩國國民之間感情。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交。中日友好的基礎在民間，中日友好的未來也在民間。一方面，中日之間的交往有著很廣泛的民間基礎，還有很長時間的歷史積淀。民間友好是中日關系優良傳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雙方“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不懈努力。中日建交后，兩國各界友好團體和人士大力開展友好交往，積極參與推動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為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誼、推動兩國關系改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近幾年由于中日政治關系惡化，國民感情鴻溝因各種敏感問題的刺激在擴大。兩國政府要高度重視這一問題，積極創造條件，使兩國民眾雙向往來的巨大潛力進一步釋放，推動國民大交流，特別是青少年、地方和草根階層的交流，舉辦打動人心、引發共鳴的交流活動，引導更多民眾關心支持中日關系，為中日關系改善夯實社會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