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不惑之年重回正軌，中日關系面臨關鍵“窗口期”
嚴深春 國際問題觀察員
一、中日兩國總理在重要節點實現年內互訪
10月25日至27日，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對華進行正式訪問。此訪是日本首相時隔7年來的首次正式訪華，也是對今年5月李克強總理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的一次回訪。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中日關系已進入不惑之年。在此重要節點，兩國領導人時隔11年再次實現年內互訪（上次系2007年時任溫家寶總理和時任福田康夫首相的互訪），推動重回正軌的中日關系向前發展，意義十分重大。
安倍首相訪華期間得到中方高規格接待。國家主席習近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分別會見。習近平主席夫婦專門同安倍夫婦舉行餐敘。李克強總理同安倍舉行會談。兩國領導人就改善發展中日關系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廣泛、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取得不少共識。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共識就是，兩國將化競爭為協調，推動中日關系進入協調與合作的新時代。
兩國總理見證了兩國政府簽署的10多項協議，包括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搜救協議，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并致辭。兩國總理還出席了首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部長級論壇，兩國近千位企業家代表出席，并簽署52份商業協議。
二、未來三年是中日關系發展的關鍵“窗口期”
毫無疑問，兩國總理在今年內實現互訪，有助于鞏固提升中日兩國政治互信，深化雙方各領域務實交流合作，有助于推動中日關系在重回正軌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的發展。
展望未來三年，中日關系面臨一些關鍵節點：2019年，中國將舉辦第八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安倍將出席并可能再次訪華。日本將舉辦二十國集團峰會，習近平主席將參加并可能首次訪日。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日本將在歷史上第二次舉行奧運會。2021年，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100周年，日本將舉行眾議院大選。
綜合考慮中日兩國的國內政治議程、雙邊關系合作潛力以及國際地區環境的變化，中日關系持續改善發展有望保持強勁勢頭，中日關系可望迎來一段平穩發展的“窗口期”。
（一）安倍政府改善對華關系的政策可望延續
目前看，改善對華關系已經成為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識。去年下半年以來，安倍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了推動日中關系發展的意愿，表示要“將日中關系提升至一個新高度”。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接受日本各報的年末專訪時，稱“日方是真心實意地想改善與中國的關系”。
1月22日，安倍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就日中關系高調表示，“將從大局觀出發，發展穩定的友好關系”。日媒注意到，這是安倍上臺后首次明確提出要發展“日中友好”。
今年5月，李克強訪問日方期間，安倍給予了高規格接待，幾乎是全程陪同李總理訪問，離開時親自將李總理送到飛機舷梯告別，足見其對改善兩國關系的殷切。安倍并多次明確對李總理表示，日中關系要由“競爭轉向協調”。
據日媒報道，安倍側近人士曾透露，安倍欲有意將改善對華關系打造成外交上的最大亮點和執政遺產之一。
安倍于今年9月如愿連任自民黨總裁，任期至2021年。如無意外，其首相任期也將延續至2021年，成為日本憲政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作為強勢首相，安倍沒有政治競選壓力，可以專心地推動自身內外政策議程。在對外政策方面，安倍政府對華政策將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二）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穩定的中日關系
中國政府重視中日關系的政策始終如一，堅持牢牢把握兩國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這是一項既定政策，不會因一時一事而改變。
當前，中國正處于到2020年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需要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對外開放創造更為有利周邊和國際環境，因此有強烈意愿和耐心積極推動中日關系保持穩定和不斷發展。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40周年。1978年10月，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交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而對日本進行訪問，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起航之旅。鄧小平在訪日期間說：“我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想把日本發展科學技術的先進經驗帶回去”。過去40年在影響中國改革開放的外部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進入新階段，如何實現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日本在這方面的正面經驗和反面教訓對中國尤其重要。
（三）中日關系將保持強大內生驅動力
中日兩國日益密切的經濟聯系和人文交流一直是中日關系發展的內生驅動力，未來三年有望進一步得以強化。
在投資領域，據日方統計，2017年日本對華投資32.7億美元，同比增長5.1％，扭轉了連續4年下降趨勢，今年上半年更是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勢頭。隨著中國制造和中國消費的升級，越來越多的日資企業將更加重視中國市場。近期，豐田等三大汽車企業紛紛宣布在華擴大產能。在貿易方面，據中方統計，今年上半年，中日雙邊貨物貿易額達到2141億美元，同比增長11.2%。
可以預計，未來三年，隨著中日在高端制造、金融、創新、養老等領域合作的深入推進，以及“一帶一路”框架下第三方市場合作逐步落地，中日經貿關系將再上新臺階。
在人文領域，雙方民間交流頻密，2017年人員往來超過一千萬，兩國友好城市達到345對。每周有1000多個航班往返兩國60多個城市之間。
今年上半年，據日方統計，中國大陸游客訪日人數首次突破400萬大關，達到405.6萬人次，同比增加23.6%，牢牢占據外國游客首位。受益于此，中國民眾對日感情出現明顯好轉。10月11日，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的“中日關系輿論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受訪者對中日未來關系發展更趨樂觀。越來越多中國受訪者認可中日關系重要性，期待進一步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
同時，日本民眾對華感情也在改善，盡管幅度不是很大。考慮到日本本質上是一個較為封閉的精英社會，輿論導向和民情民意受政治精英、學術和媒體界的影響很大，隨著兩國領導人交往的恢復和加強，中日政治關系回暖的氣氛會逐步向日本社會擴散，民眾對華感情未來三年會有較大提升。
三、世界大變局中的中日關系更需要穩定
近期，中日兩國媒體，也包括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中日關系改善時，都不忘提及美國因素。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中日關系此輪改善與升溫，特朗普政府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起到了推動作用。中美間摩擦已超出經貿領域，日本則對美國盟友的可靠性產生質疑，中日雙方都需要加快緩和關系，既彌補兩國各自對美關系下行所造成的損失，又對美國反向施壓，增加自身應對美國的籌碼。
上述的觀點和分析都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忽視了中日關系內生動力。中日兩國合則兩利，斗則兩傷，這是兩國政府和戰略界對雙方關系的理性認識。過去這些年中日關系的反復折騰，再次驗證了這個道理。事實上，兩國改善關系的愿望其實早已開始醞釀，中日關系的基本面是內因，國際形勢的變化則起到了順水推舟的作用。
筆者近期同一些關注中日關系的日方人士交流，對方普遍表示，安倍首相確系真心希望改善對華關系。他們稱，在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美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消極對抗明顯上升的背景下，安倍政府逆勢而上，堅持持續改善對華關系，顯示出日本的對外戰略也在發生微妙變化，安倍政府有意在中美之間謀求一種新的平衡。
一些日本戰略學者指出，即使有日美同盟的存在，中日關系仍是日本確保戰略自主和外交平衡的“不可缺少的保障”。日本前外相川口順子日前在北京出席會議時明確表示，“中日關系以及中日合作是有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存在的，這就像日美之間是同盟關系一樣。即使未來各方之間的貿易摩擦平息了，中日關系的發展也不會受到來自美國因素的根本影響。”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臨著深刻復雜的變化。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同時，逆全球化傾向抬頭，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愈演愈烈，世界經貿環境發生明顯變化，國際環境不穩定與不確定性大增。
在此背景下，作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的中國和日本，中日關系早已超越雙邊范疇，越來越具有地區和全球意義。中日兩國在共同維護以聯合國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和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等方面的共同語言和共同利益在大幅增多。
安倍首相在訪華前接受中國媒體聯合采訪時表示，日中兩國共同負有對本地區及世界和平繁榮的重大責任，兩國應從大局出發穩定發展友好合作關系。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在會晤安倍時，也強調了兩國攜手為亞洲和世界發展作貢獻的重要性。
在亞太地區，隨著美國單邊主義、孤立主義和利己主義甚囂塵上，中日攜手合作對于維護開放包容的地區經濟秩序，將會發揮更為重要的建設性作用。近年中日聯手東盟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就是明顯例證。地區國家也十分期待中日盡快改善關系，攜手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亞太和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四、中日關系實現長期健康發展需要登高望遠
毋庸諱言，中日關系要實現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仍面臨不少嚴峻挑戰。當前，中日兩國仍處于相互認識和相互定位的調整磨合期，中日間的結構性矛盾仍突出。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歷史、臺灣、領土和海洋權益等問題短期內無法根本解決。
從長遠看，中日關系能否最終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關鍵要看雙方能否增進政治和安全互信，從戰略的高度和長遠的角度把握兩國關系的發展方向，真正視對方發展為機遇，將“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真正轉化為具體政策和行動。
未來一個時期，雙方要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精神，相互支持對方和平發展，盡快找到符合時代潮流與兩國各自利益的新的相互定位。
雙方在政治安全領域要主動開展正面互動，著力于擴大利益共同點，加強經濟合作，人文交流；同時，妥善管控歷史、東海、臺灣問題等矛盾分歧，共同開創兩國關系新的未來。
為此，筆者提出以下三方面值得探索的建議：
（一）考慮簽署第五份政治文件，提升中日關系定位
高層交往對兩國關系改善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今年兩國總理實現年內互訪。明年6月，日本將舉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議，習近平主席將出席會議。雙方應抓住這些重要契機，加強對中日關系的頂層設計和高層引領，不斷增進政治互信。
兩國要保持政府、政黨和會議交流，開展外交當局、防務安全領域對話，及時就雙邊關系中的重大問題、各自內外政策和發展走向進行深入對話與溝通，化解彼此疑慮，防止戰略誤判。
近期，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等公開提出，為增進政治互信，日中雙方有必要簽署第五個政治文件。距離2008年簽署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已過去10年。既然日方有這樣的政治意愿，中方不妨接過來，以此為契機引導日本更加理性地認識中國，共同探討塑造符合時代潮流與兩國各自利益的新定位。
筆者認為，進入不惑之年的中日關系已站在了新的起點，兩國關系定位也要從十年前確定的基于利益交換的“戰略互惠關系”向更為積極的方向推進，應該構筑面向未來、基于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
（二）推進中日經貿金融合作，推動日本加入亞投行。
經貿合作一直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新形勢下更應該發揮其“助推器”作用。雙方應積極落實兩國總理互訪簽署的各項協定，重點在節能環保、先進制造業等領域合作，拓展金融、醫療養老等新興服務產業和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創新領域務實合作，利用“一帶一路”新平臺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實現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
金融合作是中日經濟合作的重中之重，可起到夯實中日經濟基礎的“融合劑”作用。兩國續簽了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和日元已實現直接交易結算，中方正籌備在東京設立清算銀行。
下一步，隨著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逐步邁出實質性步伐，日本加入亞投行也應早日提上日程。事實上，日本國內呼吁安倍政府早日加入亞投行的呼聲自去年以來一直很高。
據日媒體報道，日本政府對亞投行的最新評估認為，其在運營透明度、融資條件、風險管理等各方面均做了妥善的制度安排，而且同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等既存的國際金融機構開展具體合作，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根據亞投行的章程，日本如果加入，必然成為第二大股東。日本在加入亞投行問題上目前欠缺的是一個政治決斷和一個合適時機。中方應促成日本邁出關鍵一步。
（三）中國應適時加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
中日同為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協定談判成員，正在努力同東盟等伙伴一道致力于推動RCEP于今年內結束實質性談判。在推進RCEP的同時，中國應認真考慮適時加入CPTPP的問題。這也是中日攜手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應有之義。
由日本主導的CPTPP已經簽署并得到許多亞太國家的支持。長遠看，CPTPP等所代表的全球經貿新規則，是未來全球經貿發展的必然趨勢，總體上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的大方向，并可對中國深化改革與開放起到一定“倒逼”作用。面對經濟全球化新形勢，中國應著眼未來，化壓力為動力，練好內功，做好加入CPTPP準備。
在這一互動過程中，日本可以發揮重要“牽線人”作用，這不僅可以增進中日互信，促進中日經濟進一步融合發展，更能促進中日在共同引領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方面的實質性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