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人工智能技術進步與未來國際體系的變遷
封帥?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進步正在改變著我們生活的世界。隨著計算機硬件性能的全方位提升和互聯網時代海量數據的積累，人工智能技術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迎來了新的高速發展周期。依托于算法和算力的空前提升，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首次跨越了產業化的門檻，被世界各國視為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關鍵力量。
作為一項劃時代的科技成就，人工智能與人類歷史上的歷次科技革命都存在著特質上的差異。舊有的技術革新的性質是人類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人工智能則能夠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和學習，理解人類的內在需求，作為創造性的伙伴直接參與到人類改造世界的活動中。隨著人類社會逐漸步入人工智能時代，人類與技術之間的深層次聯系將不斷調整，國際體系的主體、結構、邏輯、運行規則等諸多關鍵要素都將隨之發生巨大的改變，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將面臨嚴峻的考驗。
一、人工智能技術影響國際體系的路徑與方式
從理論上說，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可以被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階段，又稱限制領域人工智能（Narrow AI）階段，部分研究者也根據這一時期的人工智能技術的主要特點將其稱為應用型人工智能（Applied AI）階段。弱人工智能并不指代某一種單一的技術路徑，而是通過人工智能的手段在一系列垂直領域提供問題解決方案的各種算法的統稱。 在這一階段，人工智能在功能表現方面會呈現出領域性的局限，針對不同領域問題需要單獨進行產品開發，工具屬性的特征較為明晰。
第二，強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階段，又稱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階段，或稱為完全人工智能（Full AI）。指的是在可預見未來將出現的人工智能系統，它能夠明顯表現出與人類相似的智能水平，能夠全方位、跨領域地解決人類所遇到的問題。 到達該階段的人工智能技術應該能夠通過圖靈測試（Turing test），并且替代人類完成大部分的日常工作。
第三，超人工智能（Superintelligence）階段。超人工智能是哲學家通過推理描述出的一種未來狀態，它被定義為“在科學創造力、智慧和社交能力等每一方面都比最強的人類大腦聰明很多的智能”。 但由于技術水平的限制，對這一階段人工智能的基本形態更多停留在想象和推理層面，只能從哲學角度加以思考。
目前，以深度學習引領的本輪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使人類社會逐漸步入“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的發展階段。本輪人工智能技術的高速發展周期始于2010年前后，“多層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是這一周期的主要標簽。深度學習算法以建立套嵌式的多層次模式識別系統組成的“神經”架構為基礎，通過組合低層特征形成更加抽象的高層屬性、類別或特征，借以發現數據的分布特點。該算法的出現使人工智能擁有了從巨大且復雜的信息源中提取、識別和構建體系的能力。在那些任務目標明確，且相關數據豐富的領域，深度學習算法能夠讓機器學習新的技能，制定有效策略，從而在短時間內提出超過人類學習能力的問題解決方案。
人工智能技術可以通過“訓練”與“學習”來解決特定領域的問題，但模型設計者本身并不能準確地知道該模型在解決問題時發現了哪些特殊規律，系統對于人類而言是一個完全的“黑箱”。因此，能夠跨領域解決的通用人工智能（General AI）幾乎不可能在現有的理論框架中出現。據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預測，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因此，人類社會將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于弱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也需要根據弱人工智能時代的技術影響力擴散方式來分析其對于國際體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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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當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在弱人工智能時代深度學習所帶動的領域性人工智能技術的持續進步會在三個層次上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
從當前的發展態勢來看，在弱人工智能時代深度學習所帶動的領域性人工智能技術的持續進步會在三個層次上對國際體系產生影響：
其一，從領域層面上看，部分人工智能技術可以直接應用于特定國際關系議題領域，從而改變現有各行為體在該領域的力量對比結構，為國際體系增加新的不穩定因素。目前在人工智能技術的推進過程中，國際關系領域較為突出的直接改變出現在戰略決策輔助系統和智能軍事系統兩個方面。
其二，從制度層面上看，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域性擴散將重塑世界經濟體系中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全球經濟體系將出現結構性的調整，進而推動國家內部權力分配方式的演變、資本力量的快速擴張和技術群體的影響力膨脹，并將使國家治理體系在技術變革的背景下發生重要的結構性調整。
其三，從體系層面上看，人工智能技術進步的影響最終將逐漸外溢到體系層面，由國內治理結構的變革觸發國際體系建構的變革。社會經濟條件和治理思路的改變會在全球范圍內逐步發揮作用，國際經濟和政治治理模式將隨之出現微妙的變化，國際體系將會出現性質與規則的調整，以此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同時，國際體系層面的深刻變化也會體現全球社會思潮變化的總體方向。
依托于上述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討論弱人工智能時代技術進步對于國際關系各要素所產生的復雜影響，并嘗試勾勒出未來國際關系的宏觀圖景。
二、人工智能技術如何參與戰略與軍事領域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國際關系領域活動的直接介入，主要出現在戰略決策系統和軍事系統這兩個領域。一方面，是由于戰略決策與軍事安全關系到國家的根本利益，所有國家都對該領域的新技術研發保持著積極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是這兩個領域議題具有目標相對明確、數據積累較為豐富等特點，能夠滿足深度學習算法發揮作用的所有客觀條件。
（一）人工智能技術推動戰略博弈模式的變革
從數學意義上看，國際行為體間的戰略互動過程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行為。參與者通過判斷博弈對手的能力、意圖、利益和決心，結合特定的外部環境分析，制定出最為有利的博弈策略并加以實施。傳統意義上國家參與戰略博弈的過程更多依賴政治家的直覺與判斷。但隨著深度學習算法的進步，人工智能決策輔助系統已經逐步顯示出其在該領域的發展潛力。
首先，人工智能系統能夠提供更加精確的風險評估和預警，使戰略決策過程成為精確化的揀選過程，提升戰略決策的科學性。
戰略博弈的前提和基礎是對于前景和風險的準確預測與判斷，但任何人類的決策行為本身都是根據極為有限的情報信息進行的具有較強主觀色彩的猜測性嘗試。但當深度學習技術介入戰略博弈過程之后，戰略行為中所面對的風險的嚴重程度與應對策略的有效性可以通過技術手段以概率的方式進行精確表達。決策過程可以從主觀猜測變為從不同概率的前景中揀選策略，最大限度減少了戰略博弈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其次，深度學習算法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多不同于人類常規思維方式的戰略選項，并且在博弈過程中持續提升執行戰略的有效性。
深度學習算法的特點決定了機器智能并不是在模仿人類的決策過程，而是在充分理解目標的基礎上主動構建新的策略。這些策略通常與人類的思維方式差異較大，但在實現博弈目標方面往往更加有效。同時，深度學習算法的另一個重要優勢是可以從錯誤中學習，并且在反復互動過程中更加準確地掌握博弈對手的策略特征。隨著數據的不斷積累，博弈對手的特征和策略傾向會變得更加清晰，不斷擴大互動的優勢。
最后，在戰略博弈進程中，人工智能系統能夠最大限度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提高戰略決策的可靠性。
人工智能是一個客觀和中立的決策體系，代表著純粹理性的態度。人工智能決策體系只會受到參數的影響，不會出現激情驅動決策的現象。人類無法擺脫疲勞和情緒對于身體的干擾，但人工智能不會因為時間的延長做出任何改變。相對而言，人工智能系統是更為可靠的決策者，是最接近理性選擇的方式。
總的來說，以人工智能技術為基礎的決策輔助系統將使得國際行為體之間的戰略博弈能力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缺少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的行為體將在風險判斷、策略選擇、決策確定與執行效率，以及決策可靠性等多個方面處于絕對劣勢，傳統戰略博弈結構將會完全失衡。
（二）人工智能技術對于軍事領域的改變
軍事領域是引領人工智能技術得以突破的重要平臺，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將使得武器系統、軍事策略、軍事組織甚至戰爭的意義發生深刻改變，人類社會也將在進入弱人工智能時代之后迎來一個完全不同的軍事安全環境。
首先，在軍事技術層面，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將推動智能化武器的廣泛應用。
深度學習算法可以使智能化武器在虛擬環境中建立武器操控的基本能力，并且借助人工智能系統進行智能化武器的協調行動，最大限度地獲得戰場優勢。智能化武器系統不僅能夠使人與武器實現實質性分離，使實際傷亡率無限趨近于零，而且能夠最大限度地提升武器的使用效率和不同武器之間的協作。
當人工智能武器系統與傳統模式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相遇，戰爭的法律與倫理觀念將受到極大沖擊。
其次，在軍事戰略層面，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將使軍事戰略與策略水平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相較于復雜的人類社會，戰爭本身是相對簡單且封閉的領域。深度學習算法已經能夠較為完整地還原全部戰場信息，完成相對精確的戰場沙盤推演。在實際的戰場環境中，人工智能具有更加全面高效搜集戰場信息的能力。戰斗指揮員能夠掌握更加全面和準確的戰場信息，并獲得更加精確的戰術建議。
在軍事戰略執行方面，人工智能擁有兩個人類無法比擬的優勢，其一，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快速處理戰場信息，具有人類所不具備的快速反應能力。其二，人工智能系統具有多線程處理能力，可以處理同時發生的多項行動，并提出人類思維模式所無法理解的復雜策略。在新技術介入之后，常規軍事力量對抗的不平衡狀態將被空前放大。傳統的武裝力量將越來越難以通過戰術與策略彌補戰場上的劣勢。
最后，在軍事執行層面，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可能會大大降低戰爭的門檻。
在現代國際體系中，戰爭被普遍視為國際政治行為中的極端手段。巨大的經濟成本與傷亡所造成的國內政治壓力實際上給戰爭設置了較高的門檻。然而，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戰爭行動的成本與風險都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的介入將能夠有效節約軍事行動的成本。智能化武器的使用可以有效節約訓練過程的時間和人力成本。無人作戰武器的訓練多依賴于相對成熟的深度學習算法，在初始訓練結束后，可以快速復制到所有同類型無人作戰武器上，完成作戰武器的快速培訓過程。從長時段效果來看，更是一種更加經濟、更加有效的作戰訓練方式。由于算法與數據的可復制性，部分武器的戰損對于整體作戰效能的影響會被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傳統戰爭模式中最為殘酷的一面是戰爭導致的人員傷亡，這也是現代社會戰爭行為最為嚴重的政治風險。而智能化武器的廣泛應用實際上減少人類直接參與戰斗的過程，人與武器實現實質性分離，將戰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轉變為利用無人武器系統的任務。隨著智能化武器的廣泛使用，人員傷亡能夠大大減少，政治風險極大降低。這種情況實質上鼓勵大國減少自我約束，更多采取進攻性的行動來達到相應的目的，也會對國際安全形成新的不穩定因素，客觀上為大國之間的技術軍備競賽提供了額外的動力。
三、人工智能技術對于國際體系的影響
人工智能的技術對于經濟體系的影響最為直接，其主要表現在于技術進步直接沖擊現代社會穩定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的改變又將導致國際行為體內部權力分配方式的改變，最終由內而外推動體系的變革。
（一）弱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遷
由具有與人類智慧相似的機器來代替人類從事生產工作，這本就是人工智能產業的核心邏輯。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成熟，將顛覆原有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改變不同要素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生產活動中的全面推進，兩種在當前人類社會中的難以容忍的負面現象將在過渡階段廣泛出現，并成為弱人工智能時代經濟社會結構的常態：
第一，持續性的失業潮。
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邏輯是以機器自動化生產取代人類勞動，以提高社會生產率。因此，持續而普遍的失業現象將成為弱人工智能時代的基本特征。與傳統上基于生產規模下行所導致的周期性失業不同，由人工智能所導致的失業現象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結構性失業，資本以全新的方式和手段替代了對于勞動力的需要。結構性的失業人口將不會因為經濟周期的變化重新獲得工作。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在各個垂直領域的不斷推進，實際的失業規模將越來越大，失業的持續時間也將越來越長。?
第二，社會財富的嚴重兩極分化。
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是在弱人工智能時代與持續失業潮相伴而生的另一項重要社會現象，并對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嚴重的撕裂。
首先，個體的財富分配會趨向兩極分化。作為資本擠壓勞動力的重要進程，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并不會轉化為工資收入的普遍增長，新創造的社會財富將會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向資本一方傾斜，低收入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將在新一輪的社會資源分配中處于嚴重的不利地位。
其次，行業的財富分配也將呈現明顯的分化狀態，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將使擁有互聯網與大數據條件的相關行業獲得天量的資本注入，在未來5-10年，人工智能相關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將形成巨大的發展鴻溝。?
最后，國家間的財富分化將進一步加劇。不同國家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的發展是嚴重不平衡的。在弱人工智能時代早期，部分國家會在一定時期內在人工智能領域形成實際上的技術壟斷，從而獲得大量超額收益，使得本已十分嚴重的全球財富的兩極分化情況進一步加劇。?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于全球的社會經濟結構而言，發揮的是“創造性破壞”的作用。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下，資本與技術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獲得全面提升，而勞動力要素的價值則受到嚴重削弱。全球范圍內的資本和人才會進一步流向擁有技術優勢的發達國家市場，留給發展中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機遇期實際上已經變得極為有限。而資本的權力將在政治體系中呈現快速擴張的態勢。
（二）弱人工智能時代的國家權力分配模式調整
國家權力的分配方式從根本上說是由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特點所決定的，當人工智能技術所推動的社會經濟結構變革逐步發生時，新的社會權力會伴隨著技術變革而興起，推動國家治理結構與權力分配模式做出相應的調整：
其一，資本權力將依托技術壟斷的地位得以持續擴張。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依賴于巨額且長期的資本投入，因此，目前世界范圍內的主要數據資源以及人工智能的先進技術基本都被大型跨國企業所壟斷。掌握數據和算法本身就意味著權力，他們能夠利用算法的黑箱為大眾提供他們希望看到的內容，潛移默化的改變公共產品的提供方式。資本和技術力量的壟斷地位結合在一起，將逐漸分享傳統上由民族國家所掌控的金融、信息等重要的權力。
其二，技術權力憑借知識方面的不對稱優勢在短時間內膨脹。在向弱人工智能時代過渡的時間段內，作為承擔人工智能科技開發核心任務的少數精英科學家群體將獲得超越常規的影響力，憑借自己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構成一個特殊的技術權力階層 ---- 科學家共同體。由于這一時期頂級科學家共同體規模很小，可替換性不強，群體相對比較穩定。而人工智能技術所引發的產業革命與社會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將同時出現，使得科學家共同體本身成為了技術與社會結構變遷的中間環節，對于未來技術發展的形態具有重要話語權。
在弱人工智能時代最初的階段，傳統政治權力、資本權力與技術權力將會形成某種金字塔式結構。傳統政治權力將繼續掌控安全、稅收、社會管理等國家權力的核心要素，并繼續壟斷武力的合法使用權，為其他形式的權力的使用背書。作為資本權力的代表，大型跨國企業將接受一定領域的權力讓渡，為全社會提供數據和經濟信息等方面的公共產品。而科學家共同體構成了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與社會生產的關鍵紐帶，對于未來社會提供基本標準和道德影響力，并承擔著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的責任。三種力量相互支持又相互限制，在不斷互動的狀態下進行相互適應，嘗試摸索新的社會發展階段最為合理的國家治理模式。
（三）由內而外的國際體系變革
弱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體系變革實際上是國內權力分配方式在更廣泛空間的自然延展。如圖3所示，獲得傳統政治權力讓渡的資本權力和技術權力將在新階段的國際體系中獲得國際行為體的合法地位，并且將該類型的主體間互動方式引入國際體系中，使得整個體系呈現出主體多元、規則多元和關系多元的復雜狀態。
第一，主體多元特征：主權國家、跨國企業與跨國界的科學家共同體都將成為新時代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
在弱人工智能時代，主權國家作為國際體系最重要行為體的地位仍難以改變，超大型跨國企業將逐漸發展成以商業利益為核心的，具有一定獨立性和話語權的國際行為體，為中小國家提供特定領域的公共產品，并參與其他議題的政治交易。而科學家共同體在國際體系中作為一種獨立力量出現，對于弱人工智能時代全球共識的形成將發揮重要的引導作用。
第二，規則多元特征：新時代國際體系中不同行為主體奉行的行為規則存在明顯差異。
主權國家仍將繼續奉行當前國際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則，圍繞著權力、利益等傳統主題展開競爭與博弈。而跨國企業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目標，由于無法獲得武力的合法使用權，和平競爭將構成其活動的主要模式。科學家共同體則具有明顯的全球化特征。不同運行規則的存在意味著新體系內的諸多要素需經過較長時間的磨合才能形成穩定的權力邊界。
第三，關系多元特征：主權國家與跨國企業將圍繞著權力讓渡的邊界展開復雜博弈，限制和消解科學家共同體對于技術的壟斷又將成為主權國家與跨國企業共同的政治運作。
主權國家需要利用跨國企業在技術和商業上的成功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但也隨時警惕其發展侵蝕到主權國家的核心權力。然而，在以政治手段限制消解科學家共同體對于技術話語權的壟斷方面，主權國家與跨國公司具有充分共識。由于在人類歷史上缺乏處理少數人壟斷高階技術權力的經驗，如何通過新的機制建設，在充分發揮科學家群體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積極作用的同時，限制技術權力可能的濫用，將成為弱人工智能時代早期的核心政治運作。
四、中國的戰略選擇
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將會改變傳統的工業化路徑，最終引領新一輪產業革命蓬勃興起。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不僅將推動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也將對人類社會的經濟生產形態、權力分配模式與國際體系的結構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技術浪潮的沖擊下，國際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差異將進一步擴大，人類將步入一個更加不平等的時代。
為了有效應對具有時代意義的技術革命與制度變遷，世界主要大國都在積極布局，根據本國的國情制定合理的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規劃，協調本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各種資源，努力占據技術與產業的制高點，并爭取在新的國際體系中獲得更加有利的戰略位置。
人工智能所引領的產業革命是中國發展的寶貴機遇，這將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科技前沿國家的身份迎來的產業革命。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互聯網大國之一，中國在推進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方面具有天然的優勢。一方面，國內資本青睞人工智能未來的商業前景，在技術發展方興未艾之時便投入了大量的研發資金，積極聚攏了大量人才。經過20多年的發展，以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為代表的中國頂尖互聯網企業已經逐步成長為國際巨頭，他們擁有充足的研究經費，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搜羅人工智能領域的優秀人才，并且在不同領域已經具備了較為充分的技術積累。另一方面，作為世界最大的互聯網市場，中國的互聯網人口在2017年已經超過7.5億人，加之移動互聯的普及，使得相關垂直領域積累了海量的數據，為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養料。中國的互聯網市場空間足夠廣大，能夠使研究的商業化進程順利推進。更重要的是，中國系統的產業規劃與政策引導能力能夠為人工智能領域的全面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將人工智能視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一環。2016-2017年，國務院先后頒布了《“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 和《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對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方面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主要任務、保障措施等方面都提出了詳細的規劃。通過上述規劃的實施，推動人工智能科技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國家戰略，這將有力地推動我國在人工智能技術和產業化方面的進步，也將對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在國家規劃的推動與協調下，通過對資源的有效整合，我國完全有能力在未來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補齊發展短板，在新的國際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目標。
當然，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人工智能革命帶給國際體系的將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層次變革，變革的過程本身就意味著無法預估的風險。如何在潛在的動蕩風險尚未形成時做到未雨綢繆，使技術革命的影響不至于反噬人類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肩負的重要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