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關于WTO改革的討論正在不斷升溫，各方博弈已拉開帷幕。自去年以來歐盟、加拿大等WTO成員分別牽頭對WTO改革提出了初步的立場文件，美國也一改之前的態度對部分議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方案。我國也在不同場合發布了對WTO改革的原則立場和主張。人們也預測世界貿易組織改革將是今年6月在日本大阪召開的Ｇ20會議的熱門話題。在當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多邊貿易體制日益被邊緣化，反全球化情緒高漲的形勢下，推進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改革正勢在必行，也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一大熱點。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全球經濟治理的積極參與者，中國政府高度重視世貿組織改革，已表明了積極參與的態度。


　　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組織和法律基礎，WTO為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貿易的健康發展曾做出了巨大貢獻。WTO規則體制是世界市場經濟發展機制的精華，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法律和組織保障。這是任何其他全球和區域經濟貿易組織無法替代的。

　　但自1995年成立以來，圍繞如何改善和提升WTO機制的公平和效率的討論從未間斷。尤其是在2001年發起的多哈回合談判久拖不決的情況下，WTO體制內在問題更加突顯，使得對WTO體制本身的質疑不斷上升。如WTO的協調一致為主的決策機制導致其效率低下，多邊談判功能幾乎停滯。1995年至今，WTO成員僅僅在貿易便利化、取消農業出口補貼等少數議題上達成了一致。除了遺留的傳統議題，而23年來，世界貿易的擴張和貿易新模式的不斷涌現，WTO成員也沒能就有關新議題制定出新的規則。為了維護WTO的權威性，更好地發揮其促進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積極作用，WTO存在著改革的內在動力。

　　當前對WTO改革的熱議主要來自美國這一外部壓力。特朗普政府上臺后就公開表明了對WTO的不滿，質疑WTO上訴機構的有效性以及對美國存在的不公平裁決。尤其是美國對WTO上訴機構成員任命的杯葛使得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面臨停擺的危險。今年年底之前，此問題如得不到解決，上訴機構將只剩下一名在任的大法官工作，導致該工作機制實際上已“名存實亡”。作為WTO“皇冠上的明珠”，爭端解決機制如果全面瓦解，這對國際經濟貿易治理和WTO的權威將會是一個巨大的影響和沖擊。同時美國還指責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利用WTO給予發展中成員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獲取不公平競爭優勢，推動中國等成員盡快從發展中成員資格中“畢業”。美國所采取的的一系列單邊舉動，使得擔心其退出的部分WTO的發達成員，將不得不遷就并傾向于接受美國意圖系統改造WTO的主張。而歐盟、加拿大、日本等主要成員既不能完全接受美國的立場和行為，又擔心其拋棄WTO，還意圖借美國之力約束限制中國的發展。無論各成員方抱有何種目的，推進WTO改革已形成相當的共識，可以說已經是眾望所歸，勢在必行。


　　WTO改革勢在必行。目前也已經出現了多個提案和建議方案，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發布的重振世貿組織的報告；歐盟委員會關于WTO現代化的概念文件；加拿大聯合歐日等13方（無美國、中國）形成的《加強與提升WTO》的文件；以及中國發布的WTO改革立場文件。此外還有正式提交到WTO的相關議案，如美歐日聯合提交的關于增強透明度和通報義務的提案，中國和歐盟聯合其他成員提交的推動盡快啟動上訴機構成員遴選的提案，最近美國提交的有關加強世貿組織談判功能程序的草案等。

　　這些方案、建議、草案充分彰顯了主要成員針對WTO改革的決心。然而，WTO成員在改革問題上既有共同利益訴求同時也存在著顯著分歧，說明WTO改革注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談判很難在短期內達成一致。改革過程有可能會形成WTO成員長期博弈的舞臺。

　　首先，最應迫切需要解決的上訴機構成員遴選問題，目前看美國的立場依然堅決要打掉現有的上訴機構的功能。雖然大多數WTO成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希望保留這一有約束性的爭端解決機制，中國和歐盟也已經提交了聯合提案，但目前仍看不清解決問題的前景，總之要想通過改革將美國關進制度的籠子絕非易事。WTO成員可能要做好短期內沒有上訴機構的思想準備。

　　其次，上述提到的有關WTO改革的方案大多是發達國家提出的，而印度、南非等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對WTO改革至今仍沒有做出明確地表態。但巴西正式宣布放棄其在WTO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給下一步改革的談判增加了變數和難度。目前WTO共有164個成員，其中除OECD成員外，85%是發展中成員，我們堅信缺少發展中國家參與的WTO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雖然當前有關WTO改革的討論非常熱烈，但還未進入正式的談判階段，依然處于溝通和試探階段。

　　再次，即便在擴展和深化WTO規則方面，目前發達國家的訴求相對一致，但涉及到具體的領域，如數字貿易、投資便利化等新議題，依然是有分歧的。而且在如何協調新議題和多哈回合遺留的傳統議題方面，WTO成員并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法。在無法兼顧傳統議題的情況下，WTO不可能在新議題上達成一致。

　　第四，美國已經就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問題散發了一個文件，提交了一個提案，為34個發展中成員的“畢業”設置了標準。多哈回合談判的初衷是要重點解決發展中國家關注的有關發展問題，新一輪改革不僅不應該將重點定位在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差別優惠待遇方面，而應該更加積極地考慮發展中國家的關注與訴求。顯然美國的提案與WTO改革的大方向是相矛盾，這將是WTO改革討論中的一個熱點和難點。

　　最后，上述有關WTO改革的方案建議中，尤其是對所謂導致市場扭曲的國有企業、產業政策、知識產權和技術轉讓等問題的關注，明顯是針對中國的。有些訴求明顯帶有歧視性和片面性，中國不可能全盤接受，特別是一些新規則的制定和討論將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技術問題，估計將會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


　　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對于世界經濟貿易穩定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而中國作為WTO多邊貿易體制的受益者和貢獻者之一，將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維護WTO的基本原則，反對單邊主義，不允許任何一個成員的國內法凌駕于多邊規則之上。因此，中國應該積極主動地參與WTO改革問題的討論，并應根據實際情況體現一定的靈活性，發揮中國的智慧和影響力，展現中國負責任成員的態度。

　　2018年11月23日，商務部發布了《中國關于世貿組織改革的立場文件》，充分闡明了對WTO改革的基本原則和主張。其中，三個原則是WTO改革應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WTO改革應保障發展中成員的發展利益；WTO改革應遵循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五點主張是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主渠道地位；主張應該優先處理危及世貿組織生存的關鍵問題；解決規則的公平問題，并且回應時代的需要；保證發展中成員的特殊與差別待遇；世貿組織改革應該尊重成員各自的發展模式。


　　第一，將WTO改革與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和擴大開放結合起來。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多種場合一再表明了中國政府支持全球化、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的鮮明立場，同時也一再宣示我們進一步深化開放改革的決心和將采取的政策措施。WTO改革事關我國外部環境的穩定與進一步推進國內高水平開放進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證明了唯有堅持改革開放中國才能發展。我們需要按照中國發展的歷程和自主改革的時間表，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參與WTO改革的討論也要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結合起來。要認真研究哪些領域我們可以更加主動改革，對于那些既符合國際規則慣例、又符合我國長遠利益的議題，即便是美歐等發達經濟體提出的，也可予以積極考慮。在推動WTO改革的同時，需要高度重視對TPP、 CPTPP、USMCA的研究，梳理那些符合中國現狀和發展目標的規則，大膽在一定范圍內試行，以推動國內的改革開放。

　　當前WTO改革面臨的形勢和矛盾極其復雜，具體議題涉及眾多領域，同時涉及國內許多主管部門，中國需要強化國內的協調機制，形成參與WTO改革的合力。

　　第二，WTO改革既有內在動力也有外在壓力。目前最為緊迫的是化解外部壓力，如優先解決上訴機構成員的任命問題，在此議題上中國與絕大多數WTO成員的利益相一致。目前中歐已經提交了聯合提案，要繼續聯合更多WTO成員，形成一定的影響力和推進力度。日本是2019年6月大阪G20峰會主席國，日本有意在WTO改革上形成一定成果，中國要加強與日本在這一問題上的溝通合作。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利益共同點很多，中國要團結發展中成員確保發展議題的實現。中國要加強與發展中成員的溝通，了解他們在WTO改革中的訴求和關注。

　　第三，WTO改革要兼顧傳統議題與新議題。美國等發達國家最為關切的是新議題，如國企紀律、競爭中立、數字貿易等，這些雖是世界經濟貿易發展所需要的。但是，在原有的傳統議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馬上轉入新議題的談判不太現實，大多數發展中成員也不會接受。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對新議題的討論才可能會更加順利。

　　鑒于WTO改革正在討論中，不太可能馬上進入到具體規則的談判，中國應將長期以來的關注和主張放到臺面，供WTO成員討論。這包括對個別成員把其國內法置于國際法之上，不認真遵守世貿組織的裁決，濫用貿易救濟，濫用所謂“國家安全”對其它成員隨意征收高額關稅和限制其它成員企業的正當投資行為，限制高技術產品出口等政府行政干預措施，對扭曲農產品貿易的巨額補貼，長期忽視發展中國家對可持續發展的合理要求等，我們應堅持優先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困擾WTO正常運轉的有關問題。

　　第四，普及WTO規則。WTO改革是長期復雜的、漸進的過程。在國內要繼續進行WTO規則的普及和再教育，以便為推進我國更高水平的開放創造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