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PEC引領合作發展方向及其價值觀
       2014年是APEC成立25周年，也是中國第二次做東道主。
       十幾年過去了，國際形勢以及地緣政治和經濟都有了很大變化。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著時代變遷量變進程的加速發展和力量對比的歷史性變化，APEC 也在與時俱進，進一步發展和演變，一步一步更上一層樓。
       APEC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區域性合作組織，一直在戰略上引導著合作發展方向。它的“核心價值觀”從一開始就是“平等伙伴關系”、“自主自愿，協商一致”以及開放性和包容性；戰略目標和訴求始終是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合作發展。它一路走來，盡管有各種干擾，仍能堅持原則，順應時代潮流，而且不斷深化。
       從戰略層面觀察，二十多年來，它主要取得了以下引人注目的成就:
       （一）1993年西雅圖會議，領導人莊嚴承諾要“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這是在政治上引領APEC發展方向。當時，由于條件還不夠成熟，包括中國在內，各方面對其重要性和歷史意義認識還不足；美國想搞“共同體”，也由于不切實際沒有成功。現在時代不同了，適時推進和深化，很有必要，它將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時代性。
       （二）1994年印尼做東道主，經過多輪磋商，領導人達成一致，宣布要實行APEC 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而且有兩個時間表，即發達成員要在2010年完成，發展中成員要在2020年完成（簡稱“茂物目標”）。后來又制定了“大阪行動綱領”，規定所有成員都要全面地和無條件地執行“茂物目標”，同時，有一個例外條款：當其成員遇有困難時，允許有“靈活性”。這是在經濟上引領APEC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合作發展方向，也是意義重大和深遠的。
       （三）1996年制定和宣布了“APEC方式”，即承認APEC成員的多樣性（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不一樣，社會制度、文化歷史和宗教等都不一樣）；允許靈活性和漸進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協商一致原則，平等互利；集體制定戰略目標，各成員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達標措施。當年宣布要深化大家庭精神時，未來得及探討什么是“大家庭精神”。“APEC方式”實際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成了“大家庭精神”的靈魂，豐富和發展了APEC價值觀，使其成為“新時期國際合作的全新方式”，對本地區乃至全世界都“至關重要”，實際上具有了新時代的“普世價值”。
       這些戰略性成果，為APEC的發展和國際影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十幾年來， APEC正是在這些戰略性的指引下運作和開拓前進的。
       磋商、協調和合作發展始終是APEC的主旋律，但近25年來，也并非一帆風順。由于各自利益有異，戰略考慮不同，矛盾和斗爭在所難免。最大的分歧和博弈，主要是秉持什么樣的價值觀，是堅持“平等的伙伴關系”，還是一家或幾家說了算的問題，也就是“主導權”問題。說實話，發達成員、特別是美國，并不喜歡“平等伙伴關系”和“自主自愿”原則。它們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產品的市場準入，尤其是“主導權”，而這正是廣大發展中成員不喜歡的。
       2014年中國做東道主，共同商定的主題詞是：面向未來的伙伴關系，要共商APEC 一體化大政方針，推動建立自由貿易區、加速互聯互通，以及創新合作，不僅要推動如期和提前完成茂物目標，而且要著力推動APEC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更上一層樓”（茂物目標的“升級版”）。20年前，美國熱衷于搞由它主導的APEC“共同體”，但條件不成熟，也不合適，未能如愿。現如今，時代不同了，條件也比較成熟了，它20年前主張的自由貿易區和一體化，現在正當其時。美國理應大大“給力”。否則，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是不是變了？難道又要另搞什么新花樣？聰明的美國人應該明白：“一支獨秀”固然值得羨慕和驕傲，但“孤芳自賞”畢竟不討人喜歡。一支花或幾支花，也許有點“春意”，但畢竟不是完美的春天。人類社會需要的，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一個萬紫千紅和陽光絢爛的春天，一個“合作共贏”與“共同繁榮”的春天。
二、平等的伙伴，重要的貢獻
       1991年，中國與APEC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中國臺北和香港以地區經濟體身份同時加入了APEC，并出席了漢城（現在的首爾）會議。從此，APEC便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因為，一個沒有中國參加的APEC，就不成其為名副其實的APEC；一個沒有APEC 的中國，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APEC，中國一直是一個平等的伙伴成員，始終遵循、維護和堅持APEC共同制定的基本原則---實際上也就是它獨特的“價值觀”：平等的伙伴關系，自主自愿，協商一致，以及開放性和包容性。盡管有的成員塊頭很大，但APEC 從來沒有、也不承認有什么“老大”和“老二”。
       二十多年來，中國對APEC發揮了什么作用？有過那些貢獻？
       從總體和綜合的角度看，中國在APEC領導人承諾要深化“大家庭精神”、制定有兩個時間表的“茂物目標”（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協調作用，堅持了務實和互利原則，反對恃強凌弱，維護了發展中成員的利益，對APEC 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起到了穩步推動的正面作用。
       從戰略層面看，中國對APEC的貢獻有兩點值得銘記：
       （一）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
       1993年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前夕，鄧小平很有針對性地提出“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的問題。他指出,本世紀是人類文明大有進步、科技和生產力大放異彩的世紀，也是戰亂頻仍、很不安寧的世紀。本世紀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扔了兩顆原子彈，其它沖突和局部戰爭不計其數，把這個世界搞得亂糟糟的。現在冷戰和兩極格局已經結束，國際關系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同時也爆發了許多地區沖突和錯綜復雜的矛盾，天下還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面臨新的嚴峻挑戰。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這是我們這一代領導人必須認真探索和解決的重大問題。他還說，到本世紀結束還有好幾年，我們還來得及做些事情，應該有所作為。如果經過我們的努力，克服困難，排除障礙，為人類迎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那么世界人民將會感到我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大好事；如果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世界還是一個亂糟糟的、沒有安全感、經濟艱難的世界，我們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賬”。作為新舊世紀之交的領導人，歷史注定我們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后來，在西雅圖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主席據此發表了“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的著名講話（主旨發言），為APEC的健康發展，以及營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個講話無異于一顆和平與精神的“原子彈”，震撼了世界，表明中國心中不僅裝著中國和APEC的命運，也裝著整個世界，裝著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裝著人類的未來；而且，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紀的主要經歷和問題，描述了世界人民對新世紀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紀之交領導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后來胡錦濤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顯然與此有關。習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更是中國外交戰略的傳承和創新。
       （二）“APEC方式”的誕生和生命力
       1993年，APEC領導人莊嚴承諾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時，還來不及探討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經過三年的實踐，中國于1996年蘇比克領導人會議上提出“APEC方式”：一是承認多樣性（APEC成員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異很大）；二是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四是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這些原則實際上照顧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們不同的權益和要求得到較好的平衡。
       蘇比克會議《領導人宣言》明確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對于APEC在本地區和全球發揮積極影響是至關重要的”。1997年溫哥華會議上，APEC領導人又進一步指出，這是當今“國際經濟合作的全新方式”。當時，除個別發達國家對此有點“勉強接受”外，發展中國家普遍感到高興，認為這實際上是構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反映了冷戰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愿望，體現了真正的平等伙伴關系，肯定了“協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影響。
       十幾年來，APEC之所以長盛不衰，正是由于這一“方式”的獨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
       如今，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正在逐步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發展中國家大面積興起正在推動我們時代的變遷，促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化。
       從這次會議的主題詞不難看出，中國順應時代要求，正在做出新的貢獻；會議通過的重要決議和聲明，以及中國關于建立“亞投行”等一系列強大的經濟支持，勢將推動APEC 向著自貿區和一體化大方向邁進，讓APEC大家庭更加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