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日關系應著眼大局、穩中求進
胡繼平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日本研究所所長
隨著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日、10月安倍晉三首相訪華、今年6月習近平主席出席日本大阪G20峰會，當前的中日關系已經走出低谷，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最近結束任期的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離任回國前，安倍首相4月16日邀請他在首相官邸共進午餐。5月7日，安倍夫婦，前首相森喜朗、福田康夫，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等近千名日本各界人士出席了程大使的離任招待會。5月9日，程大使又成為新天皇會見的第一位外國客人。通過這些“超常規待遇”，日本政府發出的愿意進一步改善中日關系的信號是清晰的。據報道，中日兩國外交部門正在就今年安倍首相再次訪華、習近平主席未來正式訪日的時間進行磋商。
中日關系出現可喜變化，無疑是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2012年9月日本政府“購島”、2013年12月安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系跌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但中方在堅持原則立場的同時，并沒有改變積極開放的對日政策。習近平主席2015年5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日本3000人訪華團，他在講話中既強調“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蓋，歷史真相不容歪曲”，又表明中國“重視中日關系發展的基本方針始終沒有改變”，“今后也不會變化”，宣示了中國政府改善并保持兩國關系穩定發展的意愿。2017年5月，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召開，日本派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出席，間接表明對過去一味批評“一帶一路”倡議的立場做出調整，同時安倍通過二階給習主席轉交親筆信，表示“希望兩國構筑穩定的友好關系”。安倍6月在東京的一次國際論壇上表明愿意對“一帶一路”提供有條件合作的態度。這一系列的積極互動，為后來的首腦互訪打下了基礎。
其次，兩國內在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是重要的推動力量。中日兩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合作空間大。特別是中國隨著人均GDP提高，國內市場迅速擴大，成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潛力最大的市場，對貿易立國的日本和日本企業吸引力巨大。雖然經濟合作有其自身邏輯，中日間也曾有過“政冷經熱”現象，但彼此經濟合作受雙邊政治關系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中日貿易額在2011年之前幾乎一路上揚，但從2012年開始連續5年減少，從2011年的3449億美元跌到2016年的2705億美元，其中固然有經濟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受政治關系惡化的拖累。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時，有多達500名企業界人士隨同來訪，可見日本經濟界對改善日中關系的熱切期待。
再次，美國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進一步推動了中日關系的改善。特朗普競選期間提出的主張，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要求盟國負擔美國駐軍費用等，已經讓日本政府感到緊張。特朗普上臺后，其違反WTO規則的單邊主義貿易政策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巨大沖擊，中國、日本作為對美貿易順差大國成為其矛頭所向，不僅中國面臨美國提高關稅的巨大壓力，日本也同樣面臨提高鋼鋁、汽車關稅等威脅。另外，美國提出對盟國的保護“有償化”，讓日本對日美同盟的信賴度降到歷史上的最低點。正是美國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為中日兩國增加了合作的動力。
中日關系的改善勢頭良好，使大家對兩國合作前景充滿期待。但也必須看到，兩國關系的深化發展仍然面臨一些障礙和問題。
就影響兩國關系的傳統問題而言，歷史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等三大問題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歷史問題上，安倍2013年參拜靖國神社后，日本政界人物參拜曾經一時達到高潮。隨著兩國關系出現改善勢頭，近年來很少再有日本閣僚參拜。但正如2015年安倍在二戰結束70周年時發表的談話所表明的一樣，日本方面對侵略歷史的認識仍然模糊，兩國就歷史認識達成共識顯然還需要長期的努力，其間不排除在該問題上摩擦再起使雙邊關系倒退的可能。在領土問題上，雖然兩國已經啟動海空聯絡機制，有利于防止發生意外沖突，但日方立場在民主黨政府時期倒退至明確否認“擱置爭議”共識，至今仍然沒有改善，而媒體堅持將中方公務船巡航稱為“侵入日本領海”，持續惡化兩國國民感情。臺灣問題上，日本為其對臺窗口機構更名，事實上已經給中日關系改善帶來了負面影響。
在現實合作方面，安倍2018年10月訪華時稱贊“一帶一路”是“有潛力的構想”，同時日方為避免刺激中國將“印太戰略”改稱為“構想”。在2018年10月舉行的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上，兩國企業和相關部門達成52項協議，包括基礎設施、金融、物流、信息技術等廣泛領域，合作金額超過180億美元。但顯然，以中日經濟規模而論，兩國之間的合作空間還應更大。日本經濟產業省大臣世耕弘成在論壇上表示，“日中經貿關系正處于由競爭向合作轉型的重要時期，本次論壇將成為日中經濟合作發展的新起點”。但兩國真正由競爭轉向合作，恐怕也需要較長時間的磨合。
中日在戰略和安全領域的互信不足是對兩國關系影響最大、最難解決的問題。2013年以來，安倍政府已經連續7年增加防衛預算。日本把強化軍事力量作為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重要途徑，但在將“出云”級直升機航母改造為能搭載F-35B戰斗機的輕型航母、決定大批購買F-35戰斗機時，把對日益增強的中國軍事力量的擔憂作為理由，說明兩國之間安全互信依然嚴重不足。
傳統問題得不到解決、合作動力不足、安全互信缺乏，無疑會給兩國關系的未來發展帶來隱憂。在兩國關系回到正軌之際，雙方有必要思考如何才能使友好合作關系“行穩致遠”。
中日兩國一是應該從大局出發，把握兩國關系的戰略意義和發展方向。習近平總書記今年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指出，“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意味著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的世界秩序正在受到挑戰，全球政治經濟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在這一變動過程中，為了維護地區及全球的穩定、繁榮，中日兩國必須加強合作。安倍在2018年1月的國會演說中曾表示，“日本和中國對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具有巨大責任，是割也割不斷的關系。為此要從大局的觀點出發，發展（與中國）安定友好的關系，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日本政府2019年版的《外交藍皮書》也認為：“從大局來看，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系非常重要。”這表明，日本也越來越愿意從“大局”高度認識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兩國繼續從大局出發思考和制定政策，是雙邊關系實現長期穩定的政治保障。
二是要加強戰略溝通、增進安全互信。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10月會見來訪的安倍首相時曾說：“雙方要開展更加深入的戰略溝通,發揮好兩國多層次、多渠道的對話機制作用,準確把握對方的發展和戰略意圖,切實貫徹踐行‘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加強正面互動,增進政治互信。”據報道，日方近期已經向中方提議創設“中日外長防長磋商(2+2)”機制，以加強雙方安全保障領域的相互信任。這意味著雙方1993年起步、2002年升級為副部長級的“安全對話”將可能得到升級并實現機制化。
三是要挖掘合作潛力，深化務實合作,擴大雙方共同利益。中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各有優勢，地理位置和文化相近，兩國不僅在傳統制造業、服務業領域仍有巨大合作潛力，而且在自動駕駛、人工智能等新技術領域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只有通過合作不斷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才能為雙邊關系的穩定發展提供動力和保障。
四是在管控敏感問題的同時，從長遠著眼消除雙邊關系中的障礙。雙方首先應該采取積極措施，增進對話，管控分歧，避免歷史、領土、臺灣等敏感問題引發雙邊沖突、中斷雙邊關系發展進程。同時，為使兩國關系行穩致遠，應主動消除一些可能引發矛盾的隱患。例如，雙方可以就歷史問題繼續進行共同研究和交流，確認歷史事實、加深相互理解；在領土問題上正視分歧、積極開展對話，為將來解決問題奠定基礎、創造環境。
當前中日關系重回正軌來之不易，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演變，中日關系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中日雙方應該抓住歷史機遇，牢牢把握大方向，通過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夯實雙邊關系基礎，著眼長遠構建穩定的雙邊關系，造福兩國人民，為地區及全球的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