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中日韓三國加強自貿合作符合各自國家利益，是推進實現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步驟。2019年底，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召開并發表了《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擬定了深化三國合作的戰略性規劃，為中日韓經貿關系提質升級奠定了良好基調。但是，鑒于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地區地緣政治經濟摩擦加劇、新冠肺炎疫情形勢緊張等，中日韓經貿合作前景也面臨著困難與挑戰。

　　中日韓經貿合作，特別是建立中日韓自貿區的構想早在2002年底召開的三國領導人會議上即已正式提出。三國政府及學界對其可行性及對各自產業、行業等的影響進行了長期研討與評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為增強抵御區域外風險的能力，三國將密切經貿合作，加速自貿區談判進程列入政策選項。2013年以來，中日韓已完成十六輪自貿談判，雖達成不少共識，但是尚未取得實質性突破。目前，中日韓關系中出現積極動向為三國密切經貿合作創造了新的有利條件。

　　（一）中日關系持續回暖。安倍政府較為積極改善對華關系主要基于兩點，一是在特朗普強勢的單邊主義政策下，其以美為主的外交路線收獲有限，不得不回歸現實。二是希借助中國發展提振日本經濟。“安倍經濟學”各項刺激方案政策效果已接近極限，制約日本經濟的長期通縮、生產力下降、人口減少等問題一時難以突破。為延續景氣擴張勢頭，安倍希望借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及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在產能、財政、金融、第三方市場合作等領域拓展雙方經濟關系空間。

　　首先，兩國政治關系改善。2018年，李克強總理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正式訪日。這是繼溫家寶總理2011年訪日以來，中國領導人首次正式訪問日本，標志兩國關系回歸正常軌道。隨后，日本首相安倍訪華，也是7年來日本領導人首次訪問中國。安倍政府對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等態度轉向積極，明確愿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合作。2019年，在大阪 G20 峰會期間習近平主席與安倍會面，雙方達成十項共識。

　　再者，雙邊貿易止跌回升。中日貿易額連續數年低迷。2015年跌幅高達-15.3%。2017年止跌回升。2018年，中日雙邊貨物進出口總額為3030億美元。其中，日本對華出口1497億美元，增長6.8%，自中國進口1807億美元，增長4%。中國繼續成為日本第二大出口貿易伙伴，與其第一大出口貿易伙伴美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中國還繼續坐穩日本第一大進口貿易伙伴地位。2019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等影響，中日貿易增長勢頭出現一定波動。據初步統計，中日貿易額為2.17萬億元，僅微增0.4%。

　　第三，安全諒解有所進展。中日兩國安全防務交流增加。2018年，中日達成《中日海空聯絡機制備忘錄》，啟用防止偶發沖突的“海空聯絡機制”，以避免雙方在海空域“擦槍走火”，以致演變為嚴重軍事沖突。這是近年來中日在管控雙方領土等領域分歧，防范兩國關系受到沖擊，突破安全困境方面的重要進展。2019年4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出席在青島舉行的國際觀艦式。8月，涉及防務、外交等議題的中日戰略對話時隔7年重啟。10月，中國導彈驅逐艦“太原”號訪問日本。12月，中日防長再度舉行會談。同期，安倍政府在南海、印太戰略等問題上或少有談及或調門降低。

　　（二）中韓關系加速修復。中韓關系在樸槿惠政府時期一度達到兩國建交以來最佳水平，但當美韓正式宣布落實部署薩德導彈防御系統，關系迅速冷卻。2017年，韓國文在寅政府上臺開始改善對華關系，表達“三不”立場，即不追加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反導體系、不發展韓美日三方軍事同盟，并確認無意損害中方安全利益。中韓關系實現轉圜，貿易額快速回升,2018年，韓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2686.4億美元，同比增長了11.9%。雙方關系加速修復主要基于如下動因：

　　首先，中韓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高。中國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韓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最終目的國，第一大進口來源國。韓國經濟增長得益于龐大的中國市場，三星、現代等財團均以中國為第一大市場。中國對韓國技術、產品、市場有需求，雙方在電子產業領域內合作關系尤為密切。

　　再者，韓國文在寅政府推行的“新北方政策”、“新南方政策”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在較大程度上存在呼應，兩國都有意探討雙方在東南亞、南亞等第三方市場展開更廣泛經濟合作的可能性。

　　最后，從當前朝鮮半島局勢來看，文在寅政府施行較為溫和的對朝政策，中國肯定朝韓雙方持續推進和解和合作的政策與行動。中韓在推動實現半島無核化，化解地區緊張局勢，創造有利于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外部環境方面態度一致。

　　（三）日韓關系破冰。此輪日韓關系惡化的導火索是慰安婦、二戰勞工補償問題。2017年10月，韓國最高法院裁定支持二戰時期遭日本強征的韓國勞工的索賠權。之后，韓國又宣布《慰安婦協議》違憲，并于次年解散“和解與治愈基金會”，事實上廢除了此前日韓在相關問題上的諒解與協議。雙方在歷史遺留問題和政治領域的矛盾再次激化，直至演變為經貿沖突。2019年7月，日本宣布對出口韓國的含氟聚酰亞胺、半導體光刻膠和高純半導體用氟化氫三種材料實行管制，并正式將韓國排除出貿易優惠“白名單”，進一步加強對韓國出口管控。韓國電子產業等面臨重大沖擊，韓國政府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雙方對立姿態保持至今，但已出現緩和跡象。兩國通過部長級對話等渠道保持關系不至于繼續惡化。日本隨后適當放寬就上述半導體材料對韓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韓國也續簽《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并暫停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日本。

　　當前中日、中韓、韓日關系雖不盡如人意，但總體來看仍是中日韓啟動自貿談判以來最有利的局面。特別是美國特朗普政府實行“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中日韓及其產業鏈協作造成巨大壓力，促使三國謀求合作動力增強。中日韓成都領導人會議由政府高層從政治上肯定并強化了三方化解分歧，提升貿易自由化水平，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意愿和目標。

　　如前所述，中日韓經貿合作進程呈現較為明顯的外部危機驅動型特征。當前，全球和亞太地區經濟、政治形勢復雜，推動三國再次走近，尋求深化、升級經貿合作新路徑，以應對變局與危機。加之，與十幾年前相比，中日韓三國各自綜合國力及相對地位已出現較大改變，經貿合作前景面臨新的難題和更大挑戰。

　　（一）三國經貿相互依賴關系變化。總體而言，三國相互依賴關系有所削弱和失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激發中日韓抱團取暖的意愿，探討建立自貿區以減少外部沖擊，增進整體福利。之后，中日、中韓、日韓間貿易絕對數額仍在增長，但在各自全球貿易中的占比發生明顯變化。2007年，中日、中韓貨物貿易額在中國全球貿易額中分別占比為13.47%、8.24%。2018年，這一數字降為12%、6.1%。中國對日韓貿易依賴程度有所下降。同期，日韓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則在上升。2007-2018年，中日貿易在日本全球貿易中占比由17.74%升至21.37%。中韓貿易在韓國全球貿易中占比由19.90%升至23.56%。而日韓貿易則在其各自全球貿易中占比略有下降。2007-2018年，日韓貿易在日本全球貿易中占比由6.1%降至5.69%，在韓國全球貿易中占比由11.2%降至7.42%。此外，中日韓區域內貿易比率長期難以突破20%，遠遠低于歐盟的64%、北美自貿協定的50%、東盟的24%。

　　（二）三國產業相互競爭性增強。從全球范圍來看，中日韓均已是制造業強國。在部分產業上，如電子行業，三國各為產業鏈上主要環節，互補協作的一面突出，區內貿易活躍。日本企業在半導體材料生產等上游占據相對壟斷地位，韓國企業在科技含量較高的存儲器、面板及元器件等方面占據相對優勢，中國企業生產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材料、元器件等并完成封裝、組裝。以華為P30 pro手機為例，按照成本金額計算，在一部整機中，日韓提供的元器件占比分別為23%、7.7%，中國大陸本土占比為38.1%。但隨著中國制造業技術水平提高，在全球價值鏈向中上游攀升速度加快，汽車及其零部件、石油化工等行業相對日本、韓國競爭力明顯增強。至于農業，更是三國均致力于特別保護的行業領域。日、韓農業利益集團長期是反對任何自貿協定的主力。目前，日本對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僅為2.45%，但是對食品、蔬菜的稅率則分別達12.66%和17.75%。韓國則更甚，對進口商品的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僅為4.83%，對食品、蔬菜的稅率分別達14.40%和112.36%。中日韓加大農產品市場相互開放程度難度不小。日、韓此前占據優勢的文化娛樂、電子競技等行業競爭性日益突出。

　　（三）地緣政治經濟環境復雜化。美國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視為其全球戰略的前沿地帶，其相關政策調整對地區政治經濟環境及中日韓合作關系影響巨大。鑒于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增長等因素，奧巴馬執政后期，美國制定并實施“重返亞太”戰略，試圖推動有關國家締結“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維護其地區秩序的主導地位。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則在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為其后續加大對亞太事務介入力度，實施對華全面遏制政策與行動提供支持。目前，一方面美國全面調整與中日韓的經貿關系和地區經濟利益分配格局，在與中國貿易摩擦持續加劇并展開緊張談判的同時，美國依其意志推動與韓國修訂《美韓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達成《美日貿易協定》、《美日數字貿易協定》，基本滿足其利益訴求。中美經貿談判歷時近兩年，達成《中美政府經貿協議》，兩國經貿關系結構性調整進程步入新階段，中美經貿關系的最緊迫課題從“脫鉤”的憂慮，轉變為如何在新的條件下“掛鉤”的問題。另一方面，美國逐步落實印太戰略，密切與印度、日本等重點國家的協作關系，在加強軍事、政治部署的同時，意圖通過調動投資、制定“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劃等手段充實這一戰略的經濟內容。而且，朝鮮半島、南海、臺海問題等也牽動相關各方核心利益，成為域外力量隨時可利用，牽制中日韓經貿合作進程的不穩定因素。

　　當前中國在協調三國經貿合作方面處于相對主動地位，一是導致此次日韓經貿沖突的根源沒有解決，而是被暫時擱置，雙邊關系短期內難有實質改觀。相比之下，中國與日本、韓國關系則穩中有升。二是，日本、韓國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大，產業鏈協作需求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子、汽車等產業的沖擊再次突出了中國在地區價值鏈上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三是，日本、韓國有對沖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沖擊，并在國際貿易新規則制定方面爭取更大話語權的意愿。

　　（一）拓展數字貿易等三方合作新領域。中日韓自貿談判或會加速，但近期達成一攬子自貿協定難度大。除了受到政治、歷史問題糾纏外，三方對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雙邊投資等領域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期待差異仍大。日韓曾在2005年前進行過六輪自貿談判，無果而終。中日自貿談判則從未正式啟動。中韓自貿協定則因其落后于實際而尚待更新。目前，三國傳統經貿關系正在經歷調整，但產業合作基礎穩固，難以出現顛覆性變化。為保持三方經貿合作的活力，亟待就代表全球經貿活動發展新方向的議題，特別是數字貿易展開討論。世貿組織早在1998年即著手建章立制，對通過信息技術進行的跨境交易行為加以約束。近些年來，數字貿易在全球范圍迅猛增長，對傳統貿易方式、價值增長模式、服務貿易發展、國際貿易格局、經濟一體化進程等產生全面而深刻的影響。據世貿組織研究估計，2016年，全球電子商務交易價值即已高達27.7萬億美元。2019年，76個世貿組織成員宣布啟動電子商務或數字貿易談判。全球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正由美、歐主導并形成了兩種模式。日、韓與美、歐達成或修訂的貿易協定中均有關于數字貿易的內容。從全球范圍看，中日韓均處于數字經濟發展的前列，信息技術基礎設施較強，數字產業生態較為完善。金融危機以來，三國均制定了一系列加速發展數字經濟的規劃。日本發布《日本制造業白皮書》《集成創新戰略》等；韓國發布了《創新增長引擎五年計劃》等。目前，三國之中，僅中韓之間通過自貿協定對數字貿易內容有所涉及，中日韓可否早日就該領域達成共識，將直接影響三國經貿合作關系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在今后中日韓自貿談判中，三方亟待就數字貿易中的關鍵議題，如知識產權保護、關稅征收、跨境數據流動與數據存儲本地化、個人信息保護、網絡安全等展開深入討論。目前，中日韓是全球產業鏈的亞洲中心，貿易總額在全球貿易中占比約1/5。據預測，2018-2022年，中日韓電子商務的復合增長率將分別達12%、7%和6.2%。三國如能在數字貿易規則方面取得突破，將有助于打造全球數字經濟的亞洲樞紐，在國際貿易新規則制定方面確立有利地位。

　　（二）通過RCEP等多邊機制帶動中日韓三邊合作。中日韓經貿合作水平與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密切關聯。2019年11月，第三次《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召開，發表了第三次領導人會議聯合聲明，宣布RCEP成員國已結束全部20個章節的文本談判以及實質上所有市場準入問題談判，并將在2020年簽署協定。RCEP對中日韓關于自由貿易的不同期待具有較強的包容性。日本橫跨CPTPP、RCEP、中日韓經貿合作等區域合作進程，既是水平較高的CPTPP的主要推手，也是RCEP的重要參與者，還是影響中日韓合作成效的關鍵角色。目前，日本認為RCEP標準不高，更為重視CPTPP，將其視為在亞太區域合作進程中加強自身經濟、外交影響力的基石，并認為其更能體現未來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發展趨勢。但CPTPP的11個成員國GDP總量僅占全球GDP的13%，規模和影響具有局限性。日本期待在未來擴員計劃中發揮主導作用，借此提升其對地區事務和規則制定的話語權。韓國目前對日本、澳大利亞等主導的CPTPP有所忌憚，認為有關條款將損害其農業、汽車等行業利益，至今與之保持距離。至于RCEP，鑒于其自貿標準和水平，韓國對其能夠帶來的貿易利益增量評估不高。而且，事實上，韓國已與除菲律賓、泰國之外的RCEP所有成員簽有雙邊自貿協定。

　　但是，RCEP可在中日韓尚未達成高水平自貿協定的情況下，為三國提供相當于自貿區的貿易、投資便利與自由，并減緩或回避歷史問題等對雙邊經貿合作關系的沖擊。而且從長遠看，RCEP巨大的市場、貿易規模及其主要經濟體的發展潛力所支持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不可低估。

　　（三）鼓勵“一帶一路”項目與日韓區域發展規劃對接。幾年來，日韓對于“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由初期的疑惑、觀望轉為接觸、互動。2017年，日本自民黨干事長等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隨后，安倍首相積極評價“一帶一路”倡議，并提出印太戰略與“一帶一路”倡議相互聯系的可能性。2018年5月，雙方簽署中日企業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雙方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第三方市場惡性競爭的局面有所緩和。總體上，日本對“一帶一路”心態復雜，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對沖“一帶一路”的發展勢頭，另一方面希望把握“一帶一路”倡議所創造的經濟機遇。同時，又想在區域發展路線方面展現大國的政策自主性，著意使用“印太構想”，減少對抗意味。韓國文在寅政府為尋求經濟、外交突破，希將其經濟關系向北方的俄羅斯、蒙古、中國等以及向南方的東南亞地區，特別是東盟、印度拓展，相應地提出了所謂“新北方政策”與“新南方政策”，并就實施兩項政策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提出全面具體設想。但是，韓國推動“新北方政策”受朝鮮半島局勢、美俄關系等因素牽制較大，南向政策則較為活躍。于是，中日韓三國的區域發展設想規劃在東盟地區出現較高程度的重合。這一狀況也符合產業轉移的客觀規律。目前，東盟市場成長迅速，對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旺盛，為開展三方合作準備了有利條件。中日韓可各自發揮比較優勢，求同存異，建立良性的競合模式，實現共贏。為此，我也可考慮從三個方面推動優化“一帶一路”倡議，一是透明化。增加開放度、透明度，項目的招投標、融資等信息應公開易得，競標程序公開，更具競爭性等。二是市場化。發揮企業自主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創新在第三方市場的競爭合作模式，避免排他性運作方式。三是機制化。與日韓等國家就項目規劃、運作、管理等探討建立互動合作機制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