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的建立及中印關系前景
劉宗義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 中國與南亞合作研究中心秘書長
印度是中國的西南鄰國，是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南亞大國和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同時也是許多國際組織的重要成員，印度在中國外交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中印關系一直跌宕起伏，2017年的洞朗對峙事件曾使兩國關系跌入低谷。在全球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刻，如何處理好中印關系是中國外交的一大挑戰。2018年和2019年，中印兩國領導人分別在武漢和金奈舉行了兩次非正式會晤，建立了非正式會晤機制。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的建立能否確保中印關系平穩發展？兩國應如何提升雙邊關系？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認真研究的課題。
一、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印關系
中印兩國是幾乎同時崛起的兩個新興經濟體，兩國關系對于亞太和印度洋地區乃至全球的和平、穩定、發展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但兩國關系非常復雜，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作為金磚國家（BRICS）和二十國集團（G20）的兩個重要成員，中印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氣候變化、全球貿易談判等全球性問題上具有眾多共同利益。同時中印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反恐、阿富汗問題等地區問題上也有著密切合作。中國還是印度最大的經貿伙伴之一，雙邊貿易和中國對印投資為印度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動力。
但必須承認的是，中印之間尚有許多未解決的歷史和遺留問題。其中對兩國關系影響最大的是邊界問題。中印邊界爭端不時發生，印度媒體不斷炒作邊界問題，對兩國關系的發展造成了重大傷害。除了邊界問題，中巴關系、達賴喇嘛問題、印度對華貿易赤字問題、水資源問題等也阻礙著兩國關系的提升。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里，貿易不平衡問題幾乎成為中印關系中的首要問題，印方已將此問題提高到了政治高度。
除此之外，隨著中印兩國實力差距的擴大和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經濟活動的增加——尤其是最近幾年來，隨著“一帶一路”（BRI）的推進，印度戰略界對中國的擔憂不斷增長。對于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經濟活動以及與之相關的中國艦隊的保駕護航行為，甚至中國在印度洋公海的科學考察行動，印度方面都認為是對它的威脅。印度很多戰略界人士認為，中印關系過去幾年之所以不斷惡化，純粹是由于中方行為導致的。他們認為中印兩國的矛盾是一種結構性矛盾。
作為一個國際問題觀察者，筆者認為，中印之間近幾年之所以出現這么多問題，實際上主要與印方的觀念和心態有關：一是由于印方對英國殖民者設計的所謂“科學邊界”的執著，以及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及其后印度政府長期的宣傳和教育造成的印度人對中國的仇視和不信任。二是由于印度的大國心態、勢力范圍觀念、民族主義情緒及印方對世界局勢和中美關系的認知。印度戰略界精英對中印實力差距不斷擴大非常焦慮，同時認為中國在面臨美國壓力的情況下應該向印度讓步。因此，從2014年莫迪上臺之后，印度方面不斷向中方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并要求中國接受。另一方面，中國在與南亞及印度洋國家開展正常經貿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滿足這些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同時，確實沒有認真考慮印度方面的心態和感受，顧及印度的感情。洞朗對峙就是印度對中國的南亞和印度洋政策所產生的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
二、中印非正式會晤機制為什么能夠建立
洞朗對峙使中印兩國瀕臨戰爭的邊緣，使兩國關系陷入低谷。這種結果是中印兩國都不希望發生的。對于中國來說，中國從未將印度作為主要對手，也不希望制造一個敵人；而對于印度來說，將自己變成中國的敵人并不能從其他國家那里得到切實的好處，反而將喪失在國際格局中左右逢源的地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印度對華政策強硬是印美關系接近的一個反映，但印美接近也損害了印俄關系。同時，印度為遏制中國在南亞國家的影響，對周邊國家不斷施壓，引起尼泊爾、馬爾代夫等國的反彈，印度與周邊國家關系幾乎陷入全面緊張。國大黨等反對派對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黨的對外政策所導致的外交被動局面大加撻伐。
另外，在全球和地區問題上，印度對中國有許多借重。特朗普背離多邊主義、反對自由貿易、破壞全球貿易體系，印度希望與中國合作推動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加強在氣候變化、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和新開發銀行，以及亞投行中的合作。2017年，中印兩國雙邊貿易額達到845億美元。自2014年之后，中國對印直接投資大幅增加，其中大量投資進入印度初創領域。在經濟上，和中國保持良好關系對印度至關重要。印度特別希望中國投資幫助其發展基礎設施。在面臨大選和經濟下行壓力的情況下，莫迪政府需要和中國改善關系。這是第一次武漢非正式會晤的背景，具有為實現改善外交環境、贏得選舉、提振經濟等目標的臨時性安排的性質。
在莫迪憑借壓倒性優勢連任成功之后、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之前，中印關系又出現了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這一方面與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中美貿易戰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有關，印度認為在面對美國巨大壓力的情況下，中國必須與包括印度在內的周邊國家搞好關系，以集中精力對付美國。因此，印度希望利用這種態勢要求中國支持其某些內外政策，接受印度提出的一些要求，進一步提升印度的國際地位，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提振印度的國民士氣：印度單方面改變印控克什米爾的法律地位，將印控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列為中央直轄區，侵害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在班公湖地區，印方主動挑起與中國軍隊的對峙，并在邊界地區舉行大型軍演；印方甚至將雙邊貿易平衡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因此，對于第二次兩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會晤之前，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并不看好，許多西方媒體和印度媒體不斷炒作中印之間的分歧，給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大潑冷水，企圖看到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取消或者推遲，甚至希望看中印關系再一次走向破裂的笑話。但出乎西方媒體及印度國內某些不希望中印關系進一步發展的人士的預料，中印最高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不僅如期舉行，而且非常成功。兩國領導人還商定，明年的非正式會晤將在中國舉行。這體現了中印兩國最高領導人對中印關系和全球及地區局勢的高瞻遠矚和戰略胸懷。
金奈非正式會晤之所以成功舉行，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莫迪總理對于武漢非正式會晤時習近平主席關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印所處的歷史方位的分析有所領悟。中印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對話是有著數千年歷史傳承的兩大現代東方文明國家的對話，是兩大新興經濟體的對話。實現兩大古老文明的復興以及亞洲文明復興是兩國最大的戰略。中國希望從建設亞洲命運共同體，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看待中印關系。中印都認識到，兩國不能落入西方按照地緣政治對抗的邏輯設定的陷阱。這是第二次金奈非正式會晤最終能夠成功舉行的前提之一。莫迪總理其實特別希望金奈非正式會晤能夠成功舉行，與他在美國舉辦的5萬人集會一樣，對莫迪政府來說，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也是印度大國崛起的象征。
另外，經濟問題已經成為莫迪連任之后最大的挑戰，印度希望改善對華貿易赤字，并吸引中國的投資。在會晤前的磋商中，雙方最終照顧到了彼此重大關切。其實在武漢非正式會晤時，習近平主席就提出了“中印+”的設想，表明中國希望在與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國家開展經濟合作時照顧到印度的利益。在金奈會晤時，印方對中印貿易不平衡問題非常關注。中國體諒印方的關切，表示希望看到印度經濟發展，希望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削減中印貿易逆差，因此中方允諾繼續加大對印度優勢產品和產業開放市場，同時建立中印高級別經貿對話機制，加強兩國經濟發展戰略對接，探討建立制造業伙伴關系。最終，兩國領導人沒有讓歷史遺留的分歧成為兩國關系前進的阻力，而是從國家發展戰略和全球大變局的高度商討如何通過機構與機構間的交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加強溝通，加深相互理解，從而管控分歧，并最終消除分歧。
三、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意義
如果說武漢非正式會晤帶有一些臨時性安排的性質，那么金奈非正式會晤的舉行及其成功則標志著中印兩國最高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機制化，其重要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最高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成為中印兩國關系發展的終極保障和“定海神針”。在武漢非正式會晤之前發生的洞朗對峙，使得中印關系跌入低谷，而武漢非正式會晤不僅使兩國關系得以恢復，而且還有所升溫。在金奈非正式會晤之前，中印兩國關系又因為印度單方面改變印控克什米爾的法律地位、兩軍在班公湖地區發生對峙、印軍計劃在邊界地區舉行大型軍演和貿易赤字等問題出現緊張，使外界很多人認為金奈會晤很難舉行。但金奈非正式會晤最終順利舉行，習近平主席在金奈和馬瑪拉普蘭受到熱烈歡迎，會晤取得巨大成功，說明中印關系受到兩國最高領導人的密切關注和親自把控，非正式會晤已經成為中印關系發展的終極保障，即使雙邊關系中出現一些問題，也不至于脫軌，并引發兩國沖突。
其次，武漢和金奈的非正式會晤為中印關系指明了發展方向，現在中印兩國關系是最高領導人驅動下的關系。在武漢非正式會晤中，兩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中印關系以及兩國各領域合作等充分交換意見，達成重要共識。明確了世界大勢和中印所處的歷史方位，進一步確立了發展中印關系的重要指導原則，進一步勾畫了中印全面合作的宏偉藍圖。而在金奈非正式會晤中，兩國領導人對中印關系把舵定向，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規劃中印關系百年大計，為中印關系發展注入強勁內生動力，攜手實現中印兩大文明偉大復興。既談及正確看待對方發展、妥處分歧等關乎信任構建的問題，也指明軍事、經貿、人文等具體領域合作方向，還為下一步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合作標注了“重點”。
最后，中印兩國領導人非正式會晤機制的建立，表明中國真正將印度作為平起平坐的大國對待。以前，很多印度朋友總是認為中國瞧不起印度，沒有將印度作為大國看待。今后這種看法已經沒有根據了。除印度外，中國沒有與其他國家舉行過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習近平主席在武漢以非正式的方式熱情接待莫迪總理，不僅是對印度的尊重，而且也是對即將迎來第二次大選的莫迪總理和印度人民黨的支持。而習近平主席排除困難參加第二次金奈非正式會晤，也表明了對莫迪總理政治議程的支持。莫迪總理連任之后，努力營造大國崛起的氣象，加強中央對地方政府的權威，莫迪總理訪美時舉行5萬人的聚會是出于這一目的。習主席對金奈的訪問也是對莫迪總理的巨大支持，印證了習主席所說的中印兩國應“相互照亮”。
四、中印關系的前景
中印領導人在武漢和金奈的非正式會晤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但兩國政府都必須清楚的是，中印關系的發展雖然有了終極保障，但仍然十分脆弱。中印關系的發展需要克服障礙，尋找更多的共識和增量。
阻礙中印關系發展的因素是很明顯的。首先，中印兩國關系是最高領導人驅動型的關系，需要兩國社會各界支持和理解，不僅需要文化界、經濟界的支持，更需要戰略界的支持。只有社會各界支持，特別是戰略界的支持，兩國領導人所達成的共識才能得以貫徹執行。但印度外交界和戰略界的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形成了思維定勢——對于所謂“科學邊界”的執念、地區霸主心態、勢力范圍觀念、所謂的民主價值觀和冷戰思維，以及貪得無厭，上掛下聯，經常利用一些敏感問題向對方施壓，一個要求得不到滿足就立即擱置雙邊關系發展大局的外交做派，無一不會對兩國領導人所達成共識的落實造成阻礙。兩次非正式會晤之后，印度戰略界精英仍在不斷宣揚中方并未做出實質性讓步。
其次，印度戰略界精英認為中印關系的發展應該擺脫第三方因素的制約，即中國不應將中印關系置于中美關系的框架下。但在現實中，印度戰略界和外交界又企圖利用第三方因素，利用所謂的大變局時刻、利用中美戰略競爭對中國不斷施壓；印方還不斷要求中國放棄與巴基斯坦等南亞國家的正常合作，并以此作為中方改善對印關系的試金石。印度的這些行為方式很難改變，這將對中印關系的發展帶來不確定因素。
最后，現在印度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印關系的發展是一個不利因素。無論是成天叫囂要在經濟上超過中國，還是在經濟上采取民族保護主義政策，要抵制中國商品，印度的民族主義情緒都不利于中印關系的發展。同時，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許多帶有宗教民族主義色彩的政策很可能會產生負面的溢出效應，損害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的關系，不利于地區和平與穩定。
五、如何推進中印關系
在世界面臨巨大不確定的情況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中印兩國應該共同發揚武漢精神，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一起為世界和亞洲的和平繁榮做出貢獻，而不應該使地區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首先，面對美國提出軍事化的“印太”戰略，并推動地區軍事集團建設，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競爭日趨激烈的局面，中印兩國有責任共同努力，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這是兩國實現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國際公域，不是哪家的勢力范圍，應該由大家一起維護其和平安寧。中國和印度有必要開展海洋秩序和海洋安全對話，協商建立非集團化、開放包容、民主平等的地區安全架構，這一架構可以包括域外大國在內，但地區內國家不應與域外國家聯合制定一套規則強加給域內其他國家。?
其次，面對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競爭阻礙地區經濟合作的問題，中印兩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開放型經濟格局和區域經濟合作新架構。印度政府決定不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議（RCEP）是錯誤的，將使印度失去融入全球化進程的最后機會。中國的經濟活動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實際上受到熱烈歡迎，這些國家非常希望有外來投資幫助它們發展基礎設施和經濟社會事業。在建設“一帶一路”方面，世界各國應該合作，印度的“地區同安共榮”（Security and Growth for All in the Region, SAGAR）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完全可以對接。
最后，面對民族宗教沖突、領土邊界爭端，以及氣候變化、水資源危機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中印兩大文明古國應做出表率：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真正拿出誠意，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領土邊界問題；通過人文交流和文明對話增進相互了解。中印兩國應相互適應，相互妥協，吸取西方國家的歷史教訓，借鑒德法等國二戰后相互妥協的精神。中國確實應該考慮印度的感受、印度的訴求，但并不等于無條件地接受印度的所有要求。印度在發展對華關系時也應該設身處地地考慮一下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否恰當。中印兩國在處理雙邊關系時需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