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學院副院長、教授

　　2020年初新冠疫情橫掃全球，波及世界210多個國家和地區，影響70多億人口，世界各地股市激烈震蕩，國際航班大面積中斷，全球供應鏈面臨停擺，各國損失慘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14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世界銀行集團行長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5月20日警告說，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及其造成的經濟停頓可能使6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繼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新冠疫情已經成為21世紀初影響全球的重大事件之一。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更是斷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相比人類歷史上經歷的多場疫情，此次新冠疫情傳播速度之快，影響范圍之廣，一定程度上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密不可分，也由此引發了國際輿論對于全球化的質疑之聲，疫情后全球化的走向成為人們關注和未來國際秩序構建的焦點。

一、全球化受到持續挑戰

　　“全球化是政治的、技術的、文化的以及經濟的全球化”，它使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組織發生了巨變，影響著生活于其中的我們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它是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然而，全球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全球范圍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傳播新技術新文化，但也沖擊著傳統經濟模式、侵蝕傳統文化、威脅社會穩定。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反全球化思潮”也不斷高漲。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 美國西雅圖發生了舉世震驚的示威運動, 開啟了大規模反全球化示威的先河。2001年6月9日, 世界社會論壇國際委員會在巴西成立，反全球化運動本身開始走向“全球化”。2002年，在西雅圖反全球化風暴中成名的杰里?曼德和他創建的全球化國際論壇出版了一部《經濟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集中系統闡釋了他們對全球化的理解。從政治立場上看，反全球化力量有左翼、右翼、自由主義者，也有保守主義者，有各地的工會組織，也有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生態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們經常使用的“反全球化”只是一個現象，它既沒有堅實的反全球化內核，也不是單一的運動。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一些發達國家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美國特朗普政府上臺，是逆全球化現象的一波高潮。逆全球化現象凸顯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矛盾加劇，民粹主義抬頭。從反全球化的民間思潮，到政府推行逆全球化政策，全球化的反面力量開始沖擊國際關系中的既有傳統與格局。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特朗普政府上臺后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一是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堅持“美國優先”四處揮舞保護主義大棒，對主要貿易伙伴全面打響貿易戰；二是推行規則修正主義，先后退出或計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伊朗核協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國際組織、條約和機制，迫使世界貿易組織停擺，停止支持世界衛生組織，使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上升；三是主張政治孤立主義，強調減少國際義務，在美墨邊界筑墻、頒布禁穆令等。2019年特朗普在聯合國大會上公然抨擊全球主義，聲稱“未來不屬于全球主義者，未來屬于愛國者”。

　　新冠疫情爆發后，反全球化力量從過去的反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政策開始發展為“去全球化行動”。疫情沖擊波在全球形成了風險聯動，商品、服務、人員、資本的流動受阻，地區和全球產業鏈被迫調整，種族主義和過激行為上升。疫情進一步削弱了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一些國家相互封鎖邊境、管控醫療物資出口、甩鍋疫情責任、推動制造業回歸、限制糧食出口。面對疫情肆虐，有人主張修建隔離墻、防火墻，阻隔風險，有人強調本國第一、自身利益優先，也有人強調世界應該回歸到上世紀 80 年代以前“有限的全球化”的狀態，其目的就是通過“去全球化”，重塑國家個體的主權權力，回歸到經濟主權時代，依靠自身的資源重建技術與生產的獨立性，實現所謂“戰略性的自給自足”。

　　在國際格局調整、國際秩序重塑的時刻，美國的《外交政策》雜志認為“新冠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可以肯定，在疫情的沖擊下，人們過去數十年中熟悉的全球化已不復存在。然而，作為全球發展的長期趨勢，全球化也不會終結，上一波的全球化是冷戰結束的政治紅利、全球經濟金融貿易制度完善的制度紅利、交通與通信技術發展的技術紅利共同作用的結果，今天技術的進步仍未止步，經濟體間互聯互通的客觀需求仍然強勁，疫情期間網上購物、在線教育、視頻會議、遠程醫療等顯示出驚人的活力。可以預見，全球化不會止步，它將在新的條件下將會被重新塑造。

二、世界期待“新全球化”

　　冷戰結束以來，經濟全球化推動國際分工日趨細化，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福祉。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全球GDP總量從1990年的22.62萬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85.91萬億美元，增長了3.8倍。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數量從1990年的19億，下降到2018年的6.56億。與此同時，全球化的消極影響也不斷顯現，貧富差距拉大，恐怖主義蔓延，國際金融危機頻發，流行病毒肆虐，冷戰后蓬勃發展的全球化漸呈頹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貿易占世界GDP 的比重在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的60.90%，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入和凈流出占GDP的比重也都在2007年達到峰值的5.37%和5.34%，隨后不斷下降。

　　全球化帶來的互聯互通是世界經濟繁榮的基礎，也是導致全球脆弱性上升的根源。世界聯系越緊密、全球分工越細致，勞動生產率越高，復雜分工體系的風險性也越大。盡管從長遠來看，全球化代表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無法逆轉，但是從短期來看，“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會成為常態。

　　一是世界各國會更加關注涉及國計民生的核心產業部門，并不惜代價促成這些部門的“回歸”。3月12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電視講話中強調，“此次疫情啟發了我們，必須將某些商品和服務置于市場規則之外，將食物、防護、醫療和生活環境托付給別人是一件瘋狂的事情。我們必須重新奪回控制權，建立一個比現在更獨立自主的法國和歐洲，一個牢固掌握自己命運的法國和歐洲。”可以預計，疫情之后藥品、醫療防護用品將首當其沖出現“回流”潮，產業鏈“多元化”勢所必然。

　　二是世界經濟區域化進程會加快，全球范圍的經濟合作和機制建設不容樂觀。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難有作為，WTO改革舉步維艱，二十國集團合作進程受阻，在全球合作受阻的情況下，區域合作是全球合作訴求的減震器和安全閥。近年來，RCEP談判取得突破進展，中日韓三邊合作氛圍明顯改善，美墨加簽署新合作協議，都是明顯的例證。疫情沖擊下，地區國家自然和社會條件的相似性帶動抗“疫”節奏共鳴，合作共識增強，縮短運輸距離也增加了產業鏈的保障性。

　　三是地緣政治回歸，大國博弈會更加激烈，大國協調解決全球性挑戰更加困難。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突飛猛進，大國間合作是重要的促成因素。近年來，隨著美俄政治矛盾上升，中美經貿摩擦加劇，大國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全球化進程中，世界各國發展不平衡，助推民族主義上升；國內社會分配不平衡，致使民粹主義泛濫。疫情期間，美國無端指責中國隱瞞疫情，把病毒稱為“中國病毒”，進一步惡化了雙方合作的氛圍，限制了兩國政府合作抗“疫”的能力。

　　從總體上看，在經歷了2018-2019年全球多場貿易戰預熱后，2020年開始“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將成為一段時期的“新常態”。解決現實問題，全球化發展需要新的形態，世界期待的是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以多邊規則為基礎、以國際合作為形式的新型全球化。

三、完善全球治理是解決問題的鑰匙

　　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樣，全球化既有積極一面，也必然帶有消極影響，關鍵在于國際社會能否建立與全球化進程相匹配的全球性制度安排，不斷完善全球治理。

　　從新冠疫情1月在武漢蔓延開始，一些國家就采取了撤僑、斷航等極端措施，然而最終卻未能獨善其身。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之下，全球治理體系的缺陷暴露無遺，合作精神匱乏、信息溝通不暢、政策反映遲緩、協調能力不足，加強治理能力、提升合作水平的任務十分迫切。病毒沒有國籍，抗“疫”沒有國界。疫情是一次壓力測試，暴露出全球化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也為優化全球化、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了契機。只有藉此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突破制度瓶頸，才會順應時代潮流，重啟全球化的發展動力。否則，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還會不斷卷土重來，全球化與逆全球化仍會交織上演，世界將會在徘徊彷徨中失去發展的動力和方向。

　　公共衛生危機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團結合作是最有力武器。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再次表明，人類是命運相連、福禍同擔、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進入新世紀以來，2003年的非典（SARS）、2009年的豬流感（H1N1）、2012年的中東呼吸綜合癥（MERS）、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Ebola virus）不斷沖擊全球公共衛生的防線，帶來了一次又一次全球公共衛生挑戰。可以預見，世界各國面對的傳統和非傳統挑戰將不斷增多，絕非一國之力可以應對。即使短期隔離對于控制新冠疫情至關重要，然而長期的孤立主義將在經濟、社會等領域帶來更大的損害，對真正抗擊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毫無助益。《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因此認為，“真正的解藥不是隔離，而是合作”。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合作不足的一次慘痛教訓。面對疫情在中國的肆虐，世界各地的人們給予中國大量的援助，中國人民永志不忘。相比之下，中國疫情爆發期間有些國家政府行動遲緩，隔岸觀火，甚至對中國“冷嘲熱諷”，痛失聯手抗“疫”的窗口期。如果各國遲遲不能重建相互信任，建立有效的合作機制，疫情之后全球范圍內權力將向民族國家進一步回歸，各國將偏好建立獨立的供應鏈體系，尋求相對收益，全球勞動生產率提升下降，大國之間的競爭摩擦加劇，全球化進程將停滯甚至出現倒退。

　　把困擾世界的問題簡單歸咎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解決，希望通過“逆全球化”“去全球化”解決問題明顯開錯了藥方。只有按照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完善全球治理，才是應對未來全球性挑戰的長久之道。疫情的沖擊波對世界的影響可能包括三個階段——疫情肆虐、經濟停滯、政治動蕩，對世界各國都形成挑戰。未來一段時間，完善全球治理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努力：

　　首先，堅持科學抗“疫”，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生命無價，大疫面前最重要的是救人。世界各國應該開展國際合作加快藥物、疫苗、檢測等方面科研攻關，分享防控經驗，盡快控制疫情持續蔓延的趨勢；應該摒棄政治偏見，支持各國科學家們開展病毒源頭和傳播途徑的全球科學研究，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評估全球應對疫情工作，總結經驗，彌補不足。同時，積極支持WHO等國際組織發揮更大作用，盡快建立區域公共衛生應急聯絡機制。新冠疫情不是新世紀的第一次全球公共衛生事件，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完善應對機制，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響應速度，對于應對未來相關挑戰至關重要。

　　第二，堅持多邊主義，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疫情沖擊之下，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為了挽救經濟，各國紛紛降息降準、擴大財政支出，極盡所能避免出現可能的蕭條，但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深度相互依存，靠各自的一國之力難以應對全球范圍的疫情沖擊。近年來，作為協調全球經濟治理的最重要平臺二十國集團內部協調困難重重，作為全球貿易的最重要仲裁機構世界貿易組織處于癱瘓，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調能力下降，為合作應對危機投下了陰影。激活全球治理平臺，加快現有機構改革，提升工作效率，是國際合作提振經濟的最佳路徑。

　　第三，重建大國互信，避免政治動蕩。權力越大，責任越大。大國在引領世界各國應對全球性挑戰的過程中負有更大的責任。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世界不同地區的大國都受到了重創，中國是遭受疫情沖擊最早的國家，美國是受到疫情沖擊最大的國家。面對病毒這一共同的敵人，中美本應攜手合作共同應對，然而遺憾的是美國高官歧視性地將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導致中國強硬回應，兩國的外交爭吵嚴重影響了全球的抗“疫”合作。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關系對世界秩序具有重要影響。“冷戰”是屬于特定時代的專有名詞，新冠疫情的全球爆發要求中美兩國認真思考彼此關系，以大格局、大思路、大智慧化解矛盾、重建信任、開展合作。中美兩國存在諸多差異，但不意味著雙方不能合作。穩定的中美關系有利于兩國，也有利于全世界。

　　在應對疫情過程中，中國堅持對本國人民負責、對世界人民負責的原則，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網上知識中心，向所有國家開放；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向其他出現疫情的國家和地區馳援醫療器械和防護用品。“中國援助”與“中國制造”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了源源助力。5月18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73屆世界衛生大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發表了題為《團結合作戰勝疫情 共同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的致辭，提出了全力搞好疫情防控，發揮世衛組織領導作用，加大對非洲國家支持，加強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恢復經濟社會發展，加強國際合作等六項建議，以及兩年內提供20億美元國際援助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國家、在華設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確保抗疫物資供應鏈、建立30個中非對口醫院合作機制、保證中國研發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落實二十國集團“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等五項具體措施，展現了中國的大國責任與擔當。

　　危機是考驗,也是機遇。經歷了慘痛教訓的人類應該冷靜思考未來世界將何去何從。疫情過后，全球化難以一帆風順，也不會徹底終結，改變勢在必行。在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回歸孤立，或把一個地球再次分裂成“兩個陣營”、“三個世界”都不是出路，通過合作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才是世界的正途。丘吉爾曾說,“不要浪費一場危機”。只有在危機中學會更好地合作，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人類才對得起在新冠疫情中付出的高昂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