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暴發于2019年底至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目前全球累計確診超過900萬例，死亡逾48萬人，是自上世紀初“西班牙流感”以來，波及范圍最廣，影響程度最深的全球大流疫。百年未遇的超級大流疫和百年未有之國際大變局相互疊加并相互激蕩，對當前的國際體系已經產生了至少四方面的超級“量變”沖擊，國際體系的部分“質變”將因此加速到來。

　　一、新冠大流疫嚴重沖擊了以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為主力的“世界第三波現代化”進程，新世紀以來“東升西降”的國際力量對比將出現變數。

　　新冠大流疫引發的短期全球經濟停擺、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的巨幅動蕩、全球生產鏈和供應鏈循環的阻斷等，重創了高度依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歐美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前景，世界經濟大衰退已成定局，全球大蕭條風險因此陡增。

　　國際三大經濟機構連續發布報告，形勢研判日趨嚴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遠超2008-2009年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報告預測中國全年仍有1.2%的增長率，印度將增長1.9%。到了今年6月，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對形勢研判更趨嚴峻。報告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收縮5.2%，這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程度最深的經濟衰退，也是自1870年以來出現人均產出下降的經濟體數量最多的一場危機。同樣，OECD在6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則更為悲觀。報告根據新冠疫情的兩種可能的演變場景，預測全球經濟2020年將分別下降6%-7.6%。其中OECD國家經濟全年萎縮7.5%-9.3%，歐元區國家同期將下降9.5%-11.5%。報告還預測中國全年經濟將分別下降2.6%-3.7%，印度將分別萎縮3.7%-7.3%。

　　但就中長期而言，世界主要經濟機構和權威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不少新興經濟體在疫情沖擊下暴露出更大的脆弱性，前景更令人擔憂。早在今年3月底，聯合國發布的《共擔責任、全球團結》的報告中就指出，新冠疫情將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最不發達經濟體(LDCs)、內陸發展中國家(LLDCs)、小島嶼發展中國家（SIDS）造成經濟、社會等多重的空前沖擊。根據世界銀行6月份的《全球經濟展望》的估計，南撒哈拉以南非洲今年經濟將史無前例地萎縮2.8%，并導致國際資本外流、貧富不均惡化。南亞地區由于疫情防控措施阻礙了消費和服務業活動，而疫情走向的不確定性使國際投資止步不前，預計該地區2020年經濟將出現2.7%的負增長。中東北非地區由于疫情、國際能源需求疲軟和國際原油價格的巨幅動蕩，預計中東北非地區的經濟活動將收縮4.2%。中亞地區經濟預計將出現1.7%的負增長。此外，疫情產生的沖擊將造成2020年加勒比海地區的經濟出現7.2%的負增長。雖然東亞地區今年的經濟增幅較樂觀的估計為0.5%左右，但如果債務問題、國際貿易不確定以及供應鏈等因素一旦進一步惡化，預計將出現2.2%以上的負增長。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除中國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取得疫情防控的階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正加速復工復產外，新興經濟體的其它主要代表包括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不僅面臨國內疫情持續蔓延的嚴峻形勢，而且還遭遇經濟大幅衰退的雙重沖擊，形勢不容樂觀。

　　總之，從表面看，包括最不發達經濟體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不少新興經濟體，雖然其今年預計的經濟下降幅度并不比許多發達國家更嚴重。但是在疫情、外部市場巨幅動蕩、需求急速萎縮、以及全球供應鏈調整變化等多重沖擊下，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內部更為薄弱的公共衛生應急體系、失衡的產業結構和羸弱的市場適應能力等缺陷正因為疫情的持續蔓延而不斷惡化，將進一步加劇其原有的債務問題、內部地域發展、收入不平衡等矛盾。與一些發達經濟體相比，這些固有的矛盾和短板被疫情放大，將加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政治動蕩。因此，保經濟、保穩定、保政權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

　　如果國際社會無法團結一致，盡早平息疫情，穩定世界經濟下滑步伐，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沒能化壓力為改革動力，以新發展理念提升自身產業能級和經濟結構的韌性，則發展中世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開始逐步加快的現代化進程（也被稱為“世界第三波現代化進程”）可能會較長時間陷入低迷。與此同時，自新世紀以來國際力量對比“東升西降”態勢及內涵將面臨新變化。我們原先講的“東升西降”更多是政治范疇的概念，“東”傳統上是指非西方的那些國家和地區。疫后所謂的“東”則是個地理范疇的概念，泛指東亞地區。總體來看，東亞各方，包括中日韓等國，在抗疫和復工復產方面都表現得相對更好，有可能以一個整體地區形式率先走出疫情，贏得發展先機，從而推動形成地理概念上的“東升西降”。

　　二、新冠大流疫加劇了中美關系的惡化，后冷戰時期所維持的以協調為主、競合態勢總體平衡穩定的中美關系不復存在，全球戰略不穩定進一步加劇。

　　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全政府、全方位”遏制打壓，中美戰略競爭滑向戰略對抗的風險明顯上升，并推升國際關系意識形態陣營化趨勢。

　　2020年5月20日，白宮出臺《美國對華戰略方針》（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下簡稱《方針》），再次明確否定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歷屆政府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露骨地表現出仇共反華的怨恨與恐懼情緒，公開鼓吹對華全面遏制與打壓。

　　該《方針》鼓吹特政府三年來全面推進對華新戰略的所謂“三大核心理念”。一是“全政府”對華理念。在《方針》指引下，白宮將實現對華政策的“集權”，以最大程度調度行政資源，實現特政府對華政策的三大核心目標，即確保美價值與制度優勢、科技創新優勢和全球主導地位。二是零和博弈理念。美不再謀求“雙贏、共治”的對華目標，而是以“美國優先”和“相對收益”為政策基點、推行“針鋒相對”式對華政策。三是有原則現實主義理念。特政府強調以實力為后盾、以競爭為手段、以結果為導向的現實主義對華政策，提出對華交往的基本原則是堅持主權、自由、開放、法治、公平、對等，堅持在涉美重要利益問題上對華不妥協。

　　該《方針》也再次明確美對華戰略基調從“改變中國”變為“保護美國”。一是明確放棄了中國國內治理模式會按美意圖改變的幻想，力圖清除雙方可尋求妥協或施以戰略模糊處理的“灰色安全地帶”。二是一切以“美國優先”，重在保護美利益免受中方“損害”。三是不惜付出一定的成本來達到美國的目的，強化對華公開施壓，激化對華摩擦，增加對中國政府的公眾壓力。

　　《方針》比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更突出了對華意識形態競爭與對抗。《方針》大力攻擊中國的政治體制、民族宗教政策、所謂“治理模式輸出”、對外經濟政策等，突出中美價值觀沖突，將價值觀之爭、制度之爭推升至優先位置，強調中美矛盾的深刻性、結構性，試圖為美“遏華戰略”尋求理論基礎。

　　《方針》的出臺說明特政府推進對華競爭戰略已由最初共和黨主導、進入到國會兩黨合力推進的新階段。《方針》所展示的對華戰略競爭基調具有很強的兩黨共識，應對中國挑戰系美外交政策核心問題。疫情后兩黨將在該問題上再次實現團結合作。即使未來民主黨執政，其對華戰略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延續對華競爭基調。

　　隨著特朗普政府視我為美國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加快推進所謂“對華競爭戰略”，美國政府會繼續在意識形態上加緊對中國污名化，繼續強力干涉我臺灣、香港、新疆、西藏等內部事務，繼續在科技和關鍵產業加緊對中國實施“脫鉤”和打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還在地區安全上加緊締造“制華聯合戰線”，多邊外交上全力阻撓我提升影響力的努力，包括強化與構建以中國為主要對象的政治安全聯盟，如美日澳印“四邊機制”、G7+4等倡議；推動構建針對和排除中國的經貿技術安排，如在《美加墨協定》中設置針對中國的“毒丸條款”，聯合歐盟、日本共同制定涉及國有企業、工業補貼和強制技術轉讓的全球標準，推動構建對華技術與投資限制的多邊機制如D10等；不斷試圖拉攏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大國，特別是嘗試改善美俄關系，分化中俄戰略協作，弱化、瓦解“金磚機制”與上合組織的合作與作用；積極構建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聯盟。如今年6月5日，美西方多國對華鷹派議員宣布成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渲染“中國威脅”，強化世界對西方文明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認同。

　　總之，新冠疫情嚴重沖擊兩國經濟，導致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落實出現困難，加之與特朗普政府因防疫不力而“甩鍋中國”的選舉政治需求等因素相互疊加，急速放大了中美兩國之間固有矛盾。在國際大變局和社交媒體時代，中美關系從政府對抗到民間交惡、從利益觀念沖突到兩國社會心理層面的相互創傷都被迅即放大，雙邊關系斷崖式惡化態勢超出預期。如果雙方無法盡速設法管控矛盾，因誤判而對抗升級、失控的風險將顯著上升，加劇了全球戰略不穩定的烈度和頻度。

　　三、大流疫凸顯了國際多邊合作的“領導力缺失癥”，全球多邊合作前景面臨“碎片化”和“意識形態化”的雙重壓力。

　　當前，全球治理進程進入新一輪的深度轉型與重塑周期，全球治理體系正遭遇新的分化和弱化壓力。首先，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全球治理所處的戰略環境趨于惡化，全球戰略不穩定威脅上升。國際力量格局的變化，加劇了美西方的戰略焦慮。美國作為昔日領導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重新把“大國競爭”作為其國家戰略的出發點，大幅度升級對中國的戰略遏制，繼續加大對俄羅斯等的戰略擠壓，意圖重新推動大國關系“意識形態陣營化”。歐洲大國及歐盟也強化“權力政治”訴求，謀求“戰略自主”，美歐矛盾也在擴大。大國圍繞全球議題不斷分化組合，導致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合作意愿及合作水平降級。

　　其次，右翼民粹主義思潮泛濫、數字經濟時代的加速發展，全球治理所處的開放型世界體系遭遇碎片化危機。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激化了美西方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制度的固有矛盾，加劇了其經濟社會分化和政治極化，也為美西方右翼民粹分子煽動保護主義、新孤立主義的反全球化思潮提供了強大國內支持。另一方面，人類加速邁進數字經濟時代，國際生產格局、創新格局、競爭格局正加速重構，全球數字經濟體系中的跨境數據管理的“巴爾干化”已經出現；科技和國家安全關切深度捆綁，“技術民族主義”不斷抬頭，國際科技合作和產業協同網絡的斷裂之虞加劇，開放型世界經濟體系遭遇碎片化危機。

　　再次，多邊治理體系和能力的效能不足，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機制的“信任赤字”。盡管全球治理體系不斷發展，特別是國際經濟治理機制正在加速改舊立新，但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仍無法適應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新問題和新挑戰。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仍然需要進一步凝心聚力，形成一套符合時代潮流、體現公平正義和共商共建共治精神的全球治理觀，方能以正確的理念引領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和發展。因此，在諸如可持續發展、非傳統安全等議題上，至少在近中期內，多邊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力缺失、意識形態爭斗加劇的局面已然成為常態。

　　盡管面臨挑戰，但全球治理的大勢不可阻擋。一方面，全球治理順應的是互聯互通的全球化潮流，不是逆全球化的回頭浪所能長期阻擋的。另一方面，我們所處的“人類世”正使得地球生態環境以及政治經濟安全體系日益脆弱，只有國際社會加強協作、提高全球治理的效能才能維持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首先，多極化和多元化的參與力量正不斷為全球治理注入新動力。當前，國際格局和秩序正在向著“后西方中心”的方向演進。新興大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改革完善現有治理機制、創制補充新機制的能力不斷加強，日益成為全球治理體系中的一支生力軍；地方、企業和社會力量繼續在全球治理網絡中發揮獨特功能，在氣變行動以及眾多可持續發展領域甚至扮演關鍵角色；此外，國際和地區組織、跨國非政府組織在全球治理的專業指導和國際協同方面繼續發揮不可或缺的“橋梁”和“紐帶”的作用。

　　其次，多樣化的治理理念正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和新經驗。例如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包括世行、亞投行等國際機制日益重視“因地因時制宜”的國際發展合作理念，提倡發展政策和規范標準同當地實際需求相互“適配”，摒棄在國際合作中“一刀切”、“均碼式”以及“百靈丹”式的思維模式。實踐證明，這種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實際相匹配的合作和治理，更加有助于全球治理取得實效。

　　再次，現實的挑戰和危機正不斷釋放出“倒逼”現有全球治理機制改革的壓力和動力。一方面，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等生態環境危機，WTO失效和失靈等全球貿易體系危機，大規模傳染病爆發所引發的國際公共衛生風險，以及網絡空間戰略穩定、數字經濟開放合作、可持續發展落實等問題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國際社會的風險意識正在提高，包括更多政府和私營部門正在凝聚氣候行動的力量，WTO改革的共識和動力也在積聚，相關國家圍繞數字經濟的規制溝通正在深入，新一輪科技革命也將為應對全球性問題提供新手段和新方法。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和力量積蓄，基于多邊主義的全球治理仍將煥發出新的更強大的活力。

　　四、大流疫加劇了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加速“效能政府”時代的回歸。

　　我們生活在“人類世”的時代，生態環境等地球物理系統和人類經濟社會系統高度融合，形成高度關聯但日益脆弱的人類社會生態系統。大流疫的沖擊主要表現為三方面：一是疫后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可能面臨強勁“反彈”風險。各經濟體或因為“囊中羞澀”，或為“保經濟”的壓力，放松對高污染高排放企業投資的限制，削弱過去數十年國際社會在減排、低碳等氣候變化方面的集體努力，從而加劇人類社會生態系統的惡化。二是疫后數字經濟的安全風險顯著上升。我們正加速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而疫情發生又再次提速了數字經濟的全面到來。疫情加深了人們對數字科技的依賴，大數據防控疫情、遠程會診、在線教育、直播帶貨等“非接觸經濟”和“居家辦公”成為新常態。然而，隨之產生的網絡攻擊、數據造假、個人隱私、數字鴻溝、數據跨境管理碎片化等風險挑戰也呈指數級上升，數字經濟時代安全風險凸顯。三是一些國家和地區，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社會治理短板甚至失序的風險加大。不少疫情中心的死亡人數集中在少數族裔、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反映這些地區內部治理中包容發展和平衡發展水平低下。疫情暴露和放大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內部治理制度缺陷。有學者指出在應對危機時代，“全社會團結”、“國家效能”、“政府領導力”是決定一個國家能夠有效應對危機、快速恢復社會經濟活動的三大條件。疫情暴發后，國際輿論中要求“加強政府效能”、彌補市場和社會治理不足的呼聲也顯著提高，疫后各國進一步強化“效能政府”建設將成為國家能力建設的最重要議程。

　　總之，新冠全球大流疫再次揭示了我們正生活在一個“高風險、多動蕩、更脆弱”人類社會生態復合系統之中：新冠大流疫放大和加劇了國際體系中的固有矛盾，加速了已有的變化態勢，也增加了系統由量變向質變“突變”的風險，我們只有更準確地識別系統性風險的發生路徑和擴散機理，才能做到未雨綢繆，化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