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博士，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特聘教授

　　當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美國成為疫情新“震中”，累計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屢創新高。大疫當前，美國政府本應以生命為本，全力抗擊疫情。然而，美國一些政客卻熱衷于“甩鍋”推責，接連拋出所謂“中國病毒源頭論”“中國隱瞞論”和“中國責任論”等荒謬論調，企圖將新冠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還授意本黨候選人將“積極攻擊中國”作為疫情危機下的大選攻略。更有甚者，有人開始炮制針對中國的所謂“索賠”訴訟。與此同時，共和黨參眾議員分別提出了十余項涉疫情反華議案，企圖通過立法或修改《外國主權豁免法》，擴大主權豁免的例外，為誣告濫訴鋪平道路。5月8日，美國南卡羅納州總檢察長威爾遜等17個州總檢察長致信美國參眾兩院領導層，揚言“要讓中國為新冠疫情造成的損失與破壞負責”。這場由美國蓄意挑起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外交戰，大有向法律領域蔓延之勢。筆者作為長期從事國際法研究的專業人士，覺得有必要從法律的角度大聲疾呼：借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國，于法不容。

一

　　關于疾病或新型病毒的命名，世界衛生組織有明確、統一適用的法律原則，各國均應嚴格遵守。任何將新冠病毒與特定國家或地區掛鉤或連接的言行，不是無知觸法，就是知法犯法。

　　基于對歷史上疾病命名的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尤其是2012年“中東呼吸綜合癥”和2009年來自北美的“豬流感”命名所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2015年5月8日，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共同制定了《病毒命名最佳實踐原則》，更新了病毒命名準則，明確規定在疾病名稱中應避免使用地理方位、人名、動物或食物種群、涉及到文化、人口、工業或職業（如軍團）和可煽動過度恐慌的術語。世衛組織解釋了更新病毒命名準則的根本原因，即“近年出現了若干新型人類傳染病，使用‘豬流感’和‘中東呼吸綜合征’等名稱因對某些群體或者經濟部門造成的污名化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世衛組織負責衛生安全事務的助理總干事福田敬二博士進一步指出，“這對某些人而言似乎只是一個細微問題，但疾病命名對直接受到影響的人們至關重要。我們看到有些疾病名稱引起了人們對特定宗教或者民族社區成員的強烈反應，對旅行、商業和貿易帶來了不合理障礙，并觸發了對食用動物的不必要宰殺。這對人們的生活和生計可能帶來嚴重后果。”近來，受新冠疫情污名化逆流的影響，美國社會中對亞裔的語言甚至人身攻擊的現象激增，是一個最新的例證。可見，新的病毒命名準則的核心價值就是要避免病毒或疾病命名的污名化。

　　的確，歷史上曾有過以國名或地名冠名疾病的實例，如西班牙流感、日本腦炎等。但這些命名是當時落后時代的產物，已被證明是不科學的、有害的。例如，1918-1919年殺死數千萬人的大瘟疫被稱為“西班牙流感”就是不恰當的，對公眾產生了誤導作用，因為此疾病的源頭并沒有確定，而“西班牙流感”的名字讓西班牙人感到莫大的羞辱。直至今日，西班牙人仍在反復澄清，“西班牙流感并不是西班牙的過錯”。再如，所謂的“日本腦炎”是因1934年由日本學者分離出病原體而得名，在中國大陸的正式名稱叫“流行性乙型腦炎”（簡稱“乙腦”），“日本腦炎”只是港澳臺地區的譯名。病毒和疾病命名的高度社會敏感性和人類對疾病命名問題法律認知水平的提升，催生了2015年世衛組織新的病毒命名準則，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和法律規則的與時俱進。鼓吹“中國病毒論”的政客們不妨先補補歷史課。

　　根據2015年病毒命名準則和世界公共衛生的實踐，世衛組織于2020年2月11日宣布，2020年開始全球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將正式被命名為“COVID-19”。其中，“CO”代表英文Corona(冠狀)，“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19”代表疾病發現的年份2019年。與此同時，由于引發該肺炎的冠狀病毒與引發“非典”（SARS）的冠狀病毒具有高度親緣性，該病毒被命名為“SARS-CoV-2”。對此，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明確表示：“為新疾病命名很重要，它可以防止人們使用其他不準確或帶有污名化的名字。”“我們想要一個不影射任何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群體的名字”。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爾?瑞安也指出：一直以來我們傳遞的信息很清晰，病毒沒有國界，不區分種族膚色和財富。“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始于北美，但我們沒有把它稱作‘北美流感’。當遇到其他病毒時，我們采用同樣的命名方式，避免同特定地域相聯系。”

　　世衛組織對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的命名，完全符合世衛組織的病毒命名準則和世界公共衛生實踐，科學、合法，因而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任何將新冠病毒與一個國家、一個地方聯系在一起的言論均是違法的、不可接受的。

二

　　既然世衛組織對新型病毒或疾病有明確的命名原則，那為什么一些西方政客仍要執意在病毒名稱上污名化中國？是孤陋寡聞還是另有所圖？鑒于世衛組織病毒命名準則是各國代表共同參與制定的，作為世衛組織成員國的美國不可能不知曉，因而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就是另有所圖。

　　分析新冠疫情爆發短短幾個月以來美國政府所作所為的軌跡，不難看出，向中國“索賠”是美國政客有計劃、有組織的政治陰謀。對內，在大選年因應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對外，企圖嫁禍于人，遏制中國在應對新冠疫情國際合作方面的影響力，進而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從今年1月中國首遭新冠疫情沖擊時，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公然宣稱“疫情有助于加速制造業回歸美國”的幸災樂禍，到2月疫情在美爆發時總統特朗普堅稱“病毒不久將神奇般消失”的漫不經心，再到3月疫情告急時國務卿蓬佩奧等政客紛紛將新冠病毒誣稱為“中國病毒”的“甩鍋”推責，再到4月密蘇里州總檢察長向中國“索賠”的誣告濫訴，凸顯了一些美國政客的自私和不擇手段，也暴露了誣告濫訴案背后險惡的政治目的。正如芝加哥大學國際法教授湯姆?金斯伯格指出的那樣，針對中國的一系列訴訟完全出于政治目的，是右翼政客試圖通過聚焦中國來掩蓋美國政府自身的錯誤。

　　據美國媒體披露，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曾于4月17日發出長達數十頁的內部備忘錄，授意本黨大選候選人在回答任何有關新冠疫情的問題時，要堅持“甩鍋”中國的“抹黑攻略”。隨后，美國密蘇里州總檢察長于4月21日率先以公職身份對中國政府提起民事訴訟，密西西比州總檢察長表示將緊隨其后。兩人均系共和黨人。共和黨的“抹黑攻略”與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的誣告濫訴及17州共和黨總檢察長的聯名施壓，一前一后，這難道僅是巧合嗎？?

　　揭示污名化中國言論出籠的特定背景和政治目的，有助于公眾更好地理解“中國病毒”炮制者的真實用意和這些謬論的本質。國際輿論普遍認為，美國少數政客把矛頭對準中國和世衛組織是試圖尋找“替罪羊”，以轉移民眾對美國政府未能迅速采取行動、阻止疫情在美國蔓延的關注。

　　接下來，面對國際社會包括美國內部的正義之聲和中國強有力的外交反制，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病毒稱謂上“污名化”中國的言行可能會有所收斂。3月24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電視臺采訪時表示，他決定不再使用“中國病毒”這一說法。但一些美國政要恐不會就此善甘罷休。隨著疫情及其災難性后果在全美蔓延發展，在疫情進入拐點之前及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病毒源頭論”及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仍將時隱時現。對此，我應理直氣壯地予以反對，依法駁斥。

三

　　與在新冠病毒名稱上污名化中國一脈相承的是將本國疫情蔓延的責任歸咎于中國的所謂“中國責任論”。3月6日，國務卿蓬佩奧率先拋出“武漢冠狀病毒”，并且指責中國信息不透明。與此同時，多位共和黨參眾議員公開兜售“中國責任論”，鼓噪“起訴”中國，眾議員班克斯甚至還打起了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的主意，公然聲稱，“我們需要從迫使中國支付新冠病毒給美國造成的負擔和成本開始……總統應該迫使中國減免一大部分美國債務”。然而，特朗普政府及少數政客在新冠疫情問題上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種種言論，在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腳。

　　第一，新冠病毒起源地問題與國家責任問題在法律上毫無關聯性，國際法上也不存在病毒起源地國家責任的任何規定。何況新冠病毒的源頭至今依然是一個謎。愈來愈多的科學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源于自然，不排除有多個源頭和變異的可能性。最終的結論有待于科學界進一步的探索和持續的努力。探究病毒的來源很重要，但不應該被政治化。即使未來確定了病毒起源地，國際法上既無條約也無先例要求病毒起源地國或首先發現國承擔其他國家的抗疫損失。因為作為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其產生具有偶然性，經由哪一種中間宿主傳導至人類也具有偶然性。

　　從本質上說，突發大規模流行疾病疫情，屬于世界公共衛生事件，在法律上屬于“不可抗力”，因而不存在所謂的疫情首發國的“國家責任”問題。例如，在2009年H1N1病毒導致的“豬流感”全球大流行中，美國被確定為病毒來源地，墨西哥是疫情首發地，美國未要求墨西哥承擔賠償責任，其他國家也未要求美國承擔賠償責任。新冠疫情“中國責任論”出籠后，在國際法學界應者寥寥，即是明證。在美國，國際法學家凱特納教授撰文告誡說，“別費力為冠狀病毒起訴中國了”。

　　第二，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中國政府“隱瞞疫情”和“不作為”的客觀事實。中國首先報告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中方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著公開、透明、負責任態度，及時發布疫情信息，毫無保留同世衛組織和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分享防控、治療經驗，并盡力為各方提供援助。事實上，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國境內共發現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31日當天中方即向世衛組織作了相關通報；2020年1月7日實驗室確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并獲得全基因組序列，1月12日中國向國際社會公布和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這些工作得到了世衛組織的高度贊揚，認為中國充分及時有效地履行了《國際衛生條例》規定的義務。國際社會普遍公認，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正是由于中方果斷采取“封城”等防控措施，以及中國人民做出的巨大犧牲，才有效減緩了疫情向世界上其他國家蔓延的速度，為國際社會抗疫爭取了寶貴時間。

　　第三，根據國際法，國家責任的產生，在受害國的損失和責任國的不法行為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中國對美國沒有實施任何可歸因于中國政府的國際不法行為，中國的防疫抗疫行為與美國因疫情大規模爆發可能遭受的損失之間也沒有任何因果關系。

首先，中美之間沒有關于公共衛生和突發事件方面的雙邊條約或協定，因而不存在任何涉及雙邊條約義務的違約情勢。其次，盡管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相關規定，締約國只負有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的義務，中方還是及時并持續向美方作了通報。美國最早獲知中國的疫情信息，并一直獲得持續的更新信息，完全有機會采取有效措施防控新冠疫情的蔓延。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抓住和善用了這一機會，最好留給美國人民自己去判斷。在國際層面，所謂“中國責任論”，無非是美國個別政客的“甩鍋”和“推責”之作，可以休矣。

四

　　伴隨污名化中國而來的，是一波針對中國的誣告濫訴。先是一些信奉“不成功，也成名”生存法則的美國律師，在佛羅里達、德克薩斯、內華達等數州聯邦法院發起多起“集體訴訟”，濫訴對象已從中國政府延伸至政黨、軍隊乃至專家學者個人，訴由五花八門，訴求則從“追究責任”擴展至20萬億美元天價“索賠”。然后是密蘇里州總檢察長以公職身份“狀告”中國，被特朗普贊賞為“一個非常恰當的舉動”。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奧布萊恩大言不慚地表示“中國在世界上有大量的海外資產，我們將看看這些訴訟的結果”。不排除有更多的誣告濫訴案跟風出籠。但是，這些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注定將以失敗而告終，美國法律界也普遍不看好。

　　首先，這些所謂的“集體訴訟”，蹭熱點，博眼球，誣蔑抹黑，邏輯混亂，在法律上極不專業。分析在美國法院現有的“集體訴訟”案件的起訴文書，原告蓄意以各種毫無根據的道聽途說、惡意揣測為訴由，言辭極具煽動性，洋洋灑灑數十頁，看似言之鑿鑿，但除了大量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外，既沒有提供可裁判的事實證據，也沒有法庭管轄權的適當依據，巨額索賠的訴求更是異想天開，無論在程序法還是實體法方面，均經不起推敲。5月9日外交部“美國關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謊言與事實真相”一文已給出極具說服力的回答。良法僅保護合法的訴權和合法的訴求。此等濫訴誣告，在任何良法善治的國家均不可能得逞。

　　僅從訴訟程序上看，美國法院就不具有司法管轄權。19世紀中葉起，“國家豁免原則”就已成為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一國國家、政府及其財產不受另一國法院的司法管轄和執行。在針對中國政府的這些誣告濫訴案中，由于被告并不是普通民事主體，作為外國政府，法院需要首先判定被告是否適用主權豁免原則。盡管誣告案的炮制者們分別主張適用1976年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下的恐怖主義例外、商業例外和侵權例外規則，但是在法律上均難以成立。美國法學界普遍認為，此類訴訟通常是徒勞的。為了繞過法律對美國法院管轄權的限制，一些政客企圖進一步在美國國會推動立法取消中國的主權豁免權，但國會必須要考慮由此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

　　關于恐怖主義例外，美國2016年《反資助恐怖主義法》規定：一個國家如果支持恐怖主義行為且導致美國有關人員的傷害，美國當事人可以在美國法院直接起訴這些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因此，只有當外國政府資助恐怖行為導致美國公民受傷或者死亡時，才構成主權豁免例外。這在本案根本就不存在。在德克薩斯州聯邦地方法院的第二起“集體訴訟”案中，原告根據網上謠言認定中國“未能保護被禁止且非法的生化武器，對其意外泄露也未能提供充分保護”，因而需承擔巨額賠償責任。這種毫無事實根據的臆斷，令人啼笑皆非，怎有可能在法律上構成國家主權豁免的例外？

　　至于商業例外，在本案也不存在。雖然美國在外國國家及其財產的司法豁免上奉行限制豁免主義，國家豁免僅適用于外國國家主權性的公行為，而不適用于商業性質或私人性質的政府交易行為，如果外國政府作為平等的民事或商業主體參與商業活動或交易，因該商業活動或交易產生的糾紛可能不能享受美國法院的司法管轄豁免，但是，在借疫情誣告濫訴中國的“索賠”案件中，被“指控”的中國防控新冠疫情的政府行為無疑屬于政府公共管理行為，沒有任何商業屬性，即使按照限制豁免主義，也完全適用國家豁免原則；原告與“被告”之間不存在任何基礎性的商業交易關系；中國政府的抗疫行為與美國法院也沒有最低限度的聯系。這些都不滿足限制國家豁免權的商業例外的適用條件。

　　關于侵權例外，如前所述，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中國對美國沒有實施任何可歸因于中國政府的國際不法行為，中國的防疫抗疫行為與美國因疫情大規模暴發可能遭受的人身傷害、死亡或者財產損害或喪失之間也沒有任何因果關系，何來“侵權”責任？也許美國人民應該對本國特朗普政府應對疫情的不作為、亂作為以及“甩鍋”推責的卑劣行徑討個說法。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危機史無前例。病毒沒有國界，疫情是人類共同的威脅，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唯有團結合作，攜手應對，才能戰而勝之。

　　綜上所述，將新冠疫情政治化、污名化，炮制向中國“索賠”的誣告濫訴政治鬧劇，不得人心。平等者之間無管轄權，根據主權平等和國家豁免原則，美國法院應毫不遲疑地駁回向中國“索賠”的誣告濫訴圖謀。大疫當前，人命關天，攻擊抹黑他國不能挽回浪費的時間和逝去的生命。奉勸美方某些政客，與其無中生有地指責誣蔑中國，還不如把心思用在救人性命這件大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