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美博弈下的中日關系走向
張曉磊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從外部環境看，美國因素已成為中日關系發展最大變量。當前，疫情依然全球肆虐，并促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中美博弈加劇成為全球變局重要特征，深刻影響著中日關系走向。日美2020年相繼實現政權更替，更給中日關系發展帶來了變數。面對“危”、“機”并存的全球變局，中日應主動作為、相向而行，為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兩國關系創造合作條件、拓展共同利益、擴大合作空間。
一、中美博弈加劇未改中日關系改善發展大勢
近年中日關系重回正軌并保持向好勢頭。2014年11月，雙方就處理和改善中日關系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兩國開啟改善關系進程。此后兩國領導人每年均在雙多邊場合舉行會晤，雙方達成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識。2019年6月，習近平主席與安倍首相在G20大阪峰會期間會晤，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達成“十點共識”。2020年9月25日，習近平主席同菅義偉首相通電話，兩國領導人進一步確認了推動中日關系改善發展的重要共識和政治意愿。
中日關系演變的事實表明，兩國關系的發展正日益成熟、理性，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日脅迫施壓以及中美博弈加劇等均為中日關系改善發展的外因。中日關系之所以能夠重回正軌并持續改善，根本原因在于兩國友好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基礎，發展兩國關系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兩國合作意義日益超越雙邊，兩國關系向好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
中日友好，植根于兩國關系2000年的歷史。早在中國隋唐時期，就有很多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僧人在中國學習和生活。當時日本政治家長屋王曾制造一批袈裟贈送中國高僧，并留下“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的寄語，成為中日文明交流的佳話。今年疫情暴發之際，這一寄語被借用在日本捐贈給中國的防疫物資上，兩國文明互鑒的源遠流長可見一斑。
在與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人民不但加深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理解，更體現出東方文明“和合共生”思想理念的重要價值。兩國守望相助、共克時艱，向國際社會展現出一個豐富多彩、多元發展的東方文化世界，其中既有古代儒家理想中的積極成分，更具人類共存共生、“天下大同”的和合理念。
2019年，中日貿易額3150.0億美元，日本累計對華投資額1157.0億美元，在我國利用外資國別中排名第一，人員往來1279.5萬人次，締結友好城市256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日經貿合作體現出較強韌性。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中日雙邊貿易額同比下降2.2%，降幅比1至6月收窄0.7個百分點，單月進出口額自3月以來恢復增長態勢。前三季度，中日貿易額同比增長1.4%。2020年11月15日，隨著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署，中日首次達成了雙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突破。
二、日美政權更替給中日關系發展增添變數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內政中的政權更替和過渡必然影響外交政策的延續性和確定性。2020年日美政權相繼實現更替，隨著安倍首相因病辭任和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日美分別進入后安倍和后特朗普時代，日本的菅義偉新政府和美國的拜登新政府在對華政策上，既不會完全照搬前任，也不會一蹴而就、立即成型，同時日美同盟也會因兩國新政府上臺出現新的變化，這都給中日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帶來諸多變數。
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依托豐厚的家族人脈和豐富的外交經驗，著力強化日本外交自主性，增強了日本的國際影響力。與安倍不同，菅義偉出身草根，外交經驗缺乏，無法像安倍那樣長袖善舞，其能否頂住內外多種壓力，延續安倍的對華“協調”路線，還需要繼續進行觀察，日本的對華政策不確定性有所增加。
第一，短期來看，菅義偉政權會設法繼續穩定中日關系，延續安倍的對華“協調”路線。菅義偉上臺得到了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以及執政聯盟公明黨的大力支持，這些勢力對華態度偏友好，菅在對華政策上當會“維穩”為主。2020年9月12日，菅義偉在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黨首競選討論會上，表達了自己的對華政策觀：反對石破茂提出的在亞洲構建類似北約式的軍事合作體制，認為此舉會被理解成是在構建對中國的包圍圈；繼續利用高層對話等機會表達日方主張、解決雙方懸而未決之問題；妥善落實中國領導人訪日等兩國政府先前確定的日程，當前主要任務是防疫，討論訪日日程時機未熟。
第二，若菅義偉在疫情控制和經濟復蘇等內政核心問題上政績不佳，其對外政策空間將被大幅壓縮，對華政策穩定性會大打折扣，這是中日關系的第一大風險。2020年9月16至17日日本共同社的輿論調查數據顯示，菅義偉內政支持率高達66%，但需注意的是，有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日本經濟當前的總體環境并不好，與2012年底安倍上臺不可同日而語，2012年下半年至2018年10月是日本長達70多個月的經濟景氣周期，而菅義偉上臺后面臨的經濟環境是比較艱難的，日本受疫情沖擊、消費稅增稅、奧運延期等多重因素沖擊已經加速進入衰退周期。如果菅義偉的經濟政策經受不住考驗，可能會難逃日本自民黨歷史上長期政權后多延續短命內閣的“魔咒”。若出現上述情形，則日本外交政策將會受到極大壓制，對華協調更會顯得捉襟見肘。
第三，若美國持續施壓，菅義偉控局不力、承壓不足，轉而在對華政策上變得激進或許會成為菅義偉安撫自民黨內保守勢力的政策工具。當前美國加大對日脅迫拉攏、共同壓制中國的力度，各種“民主聯盟”、“科技聯盟”、“規則聯盟”呼之欲出。外交政策上，菅義偉經驗略顯不足，因此定會想方設法補齊短板，以穩固政權，確立自信。若在控制內政上遇阻，美方又極限施壓，菅義偉恐會在外交政策上“標新立異”，通過確立自身風格以取得外交政績。
除了日本的內政外交不確定性增加，拜登上臺后日美同盟也面臨著調整。與特朗普單邊主義、忽視同盟的外交政策相比，國際社會特別是日本政界及學界主流對拜登外交政策的普遍預期是回歸多邊主義和重視同盟關系，這意味著特朗普時期因駐日美軍軍費分擔問題而出現裂痕的日美同盟，或許會朝著部分修復發展。加之基于中國崛起而不斷增加的結構性壓力，日美相互戰略需求依然強烈。“安全上依靠美國”依然是日本未來較長時間內對外戰略的一個核心支撐。2020年11月12日，菅義偉與拜登通電話時，雙方強調將以日美同盟為基礎強化印太戰略，同時聲稱釣魚島是《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這標志著日美同盟在部分回歸奧巴馬時期的戰略目標。
在強化日美同盟的同時日本還在加強自主防衛能力，構建地區多邊安全網絡，極大提高東盟、印度在地區戰略、對華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安全戰略開始從“單輪驅動型”、“雙邊防御型”、“美主日從型”向“雙輪驅動型”、“區域主導型”、“美日一體型”方向轉變。這種安全上的冷戰思維將使中日安全關系的健康發展持續承壓。
三、中日應為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兩國關系主動作為、相向而行
盡管中日關系進入改善軌道，但雙方輿論社會環境仍有待改觀。隨著中美博弈加劇，日本國內對華認知出現了一些政治化、情緒化的傾向。如何引領兩國民眾樹立客觀理性的相互認識，以積極心態看待和參與中日關系，是中日雙方共同面對的重要現實課題。
第一，中日應加強文明互鑒，延續中日友好，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東方智慧”。2019年11月，中日兩國成立了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這是新時代中日兩國加強高水平人文交流的頂層設計。中日要以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為基礎推動兩國新時代的文化交融。中日之間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是我們倍加珍惜的精神財富。漢字、稻作、茶道已經成為兩國共同的人文符號，論語、三國、唐詩構成兩國人民共同的精神世界。新時代中日間文化交融需要從這些積淀深厚的歷史文化中尋求共同價值，需要從這些親仁善鄰的古老智慧中汲取交流之道。
第二，中日應以RCEP的簽署為契機，推動雙多邊經貿合作提質升級。不久前的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圓滿閉幕，這次全會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是今后5年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行動指南，中國正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新一輪更高水平上的開放發展，對于日本經濟界無疑是重大機遇。菅義偉首相不久前也發表了施政演說，將發展數字經濟作為日本實現經濟復蘇的核心舉措，這與中國的發展思路是契合的。中日合作可以進一步創新思路，挖掘潛力，加強在第三方市場、財政金融、科技創新等重點領域合作，帶動中日務實合作提質升級。
第三，中日應以正在落實中的海空聯絡機制為基礎，進一步推進兩國建設性安全關系。伴隨美國提升對華戰略壓力，推動日美在印太框架下安保合作，中日在海上安全領域面臨的風險將持續加大，若不強化危機管控機制的加速落實，“局部沖突”增加概率將變大。中日應盤活外交資產，利用既有的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中日戰略與安全對話等多重雙邊安全機制，加快探討中日海空聯絡機制中的熱線設置方式和流程，避免因相互誤判，造成沖突升級等無法挽回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