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舉世矚目的“脫歐”公投，公投的結果是52%的選民支持英國脫離歐盟，48%的選民支持英國留在歐盟。組織實施本次公投的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因此而宣布辭職，特麗莎·梅接替卡梅倫出任英國首相。根據這一公投結果，梅政府向英國議會下院提交了“脫歐”法案，2017年2月1日議會下院批準該法案，授權首相特雷莎·梅啟動“脫歐”程序。2017年3月底英國政府根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向歐盟正式申請脫離歐盟，開啟了“脫歐”談判。經過近3年與歐盟的“脫歐”談判，英國終于在繼特麗莎·梅之后擔任首相的鮑里斯·約翰遜領導下，于2020年1月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并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離歐盟，結束其47年的歐盟成員國身份，之后進入為期11個月的“脫歐”過渡期。2020年12月24日，再度經過多輪激烈談判，歐盟與英國就包括貿易在內的一系列合作關系達成協議，為英國按照原計劃在2020年結束“脫歐”過渡期掃清障礙。2021年1月1日，英國“脫歐”過渡期正式結束，就如之前不久約翰遜首相宣布的那樣，實現了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獨立。英國完全脫離歐盟之后將對英國自身、對歐洲一體化、對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格局等產生何等的影響？本文將對之做粗淺的分析與討論。

　　一、英國“脫歐”后對英國本國經濟及政治的影響

　　毫無疑問，“脫歐”對英國本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具有重大的影響。自2016年英國全民公投決定“脫歐”之后，英國的經濟受到相當大的負面影響。英國原本對歐盟的貿易依存度就很高，總體而言英國對歐盟的進出口總額占其總進出口額的一半左右。2015年前英國一直是歐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15年被美國超過居第二位，至2018年降為歐盟的第三大貿易伙伴。歐盟對英國的出口也在英國決定“脫歐”之后有所下降，2019年歐盟對英國的出口占其總出口的15%，低于對美國的出口（19%），而略高于對中國的出口（9%）。2019年歐盟對英國的進口占其總進口的10%，低于中國的19%和美國的12%。更有甚者，由于“脫歐”與新冠疫情的雙重影響，根據2021年1月英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2020年前11個月，英國累計貨物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2.7%，其中出口額下降15%，進口額下降11%。

　　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后，由于英鎊的貶值，英國一度吸引了不少外國直接投資，這些投資主要來自美國和德國，前三大領域分別是消費品零售、工業及金融服務。但是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到2019年由于“脫歐”的負面影響，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量比2018年有所下降，總量為590億美元，居全球最具吸引力投資目的地的第八位。2020年11月，英國政府向國會下院提交了《國家安全與投資法案》，其主旨是收緊對外資投資英國企業的審查。按照新法案提出的收購規則，凡涉及核能、通訊、人工智能、交通、能源和國防等領域的外國直接投資，投資者都必須向英國政府作出通報，同時還賦予英國政府5年的追溯期。對英國的國內政治而言，英國目前執政的保守黨在“脫歐”談判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得到了多數英國選民的支持，因此在看得見的未來，保守黨執政持續到2025年將會是大概率事件。英國“脫歐”之后其國內政治的發展將相對穩定。

　　然而，從國際政治層面看，英國“脫歐”之后，英國的外交政策則會有相當大的變化。早在2016年英國全民公投決定“脫歐”后的10月在伯明翰召開的執政黨保守黨大會上，當時的英國首相特麗莎·梅就以《脫歐后的英國：全球英國展望》為題發表演講，提出英國“脫歐”之后既需要認真考慮和歐盟的新關系，而且需要獨立地思考和展望英國與更廣闊世界之間的關系。當時的外交大臣，后來接替梅任首相的鮑里斯·約翰遜也公開表示需要“重塑英國作為全球性強國的全球形象與身份”并在同年12月以《全球英國：脫歐后時代的英國外交政策》為名，在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演講，強調英國脫歐后在全球事務中的政治地位和政策取向。

　　十分明顯，“全球英國”設想已經成為“脫歐”之后英國的外交戰略，其特點就是要促使英國在“脫歐”之后超越歐洲、放眼全球、成為現代世界體系中“獨立”的力量，在國際政治中更有作為、更有影響力。當然，在具體實施“全球英國”的對外政策中，“脫歐”之后的英國更加重視傳統的英美關系，將美國視為英國最為重要的盟友，并最大限度地配合美國的全球戰略。

　　二、英國“脫歐”后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英國“脫歐”后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將是雙重性的，即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歐洲一體化的發展，但同時又對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形成相當的負面影響。

　　從促進歐洲一體化的層面看，英國“脫歐”之后，歐盟所提出的“歐洲戰略自主”（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加速從概念變為行動。“歐洲戰略自主”的概念幾乎是與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同時產生。即該理念是在2016年6月歐盟公布的歐盟全球戰略文件《共享觀點和共同行動：一個更為強大的歐洲——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全球戰略》中提出的。當時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強調：“隨著英國脫歐，歐盟更需要重新思考歐盟的運行方式，面對充滿挑戰的時代，歐盟需要加強戰略思考、分享共同觀念和執行共同行動”。這說明“歐洲戰略自主”是與英國脫歐幾乎同步出現的歐盟官方確定的一個定義和概念，與歐盟全球戰略密切相關，確定了英國脫歐后歐洲一體化未來發展的方向。

　　隨著歐盟與英國通過艱難的“脫歐”談判而確立起英國正式脫離歐盟的英歐關系，以及因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對美歐關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歐盟內部就“歐洲戰略自主”議題進一步展開了熱烈討論，并從原來的歐盟全球戰略文件中以防務為主的狹義“戰略自主”概念向包含防務、科技、市場、金融、制度等廣義的“戰略自主”概念和行動轉變。

　　然而，英國“脫歐”之后對歐洲一體化發展的負面影響也同樣存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其負面影響顯得更大。首先，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后，歐盟的規模和財富會遭受到明顯的影響。目前，英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nominal GDP）在世界上排名第六，在歐洲排名第二。另一方面，英國的人口和國土面積等也都在歐盟中名列前茅（分列第3和第8位）。毋庸置疑，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后，歐盟的規模、體量和財富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參見下表）

比較（2018）	人口	地域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每平方公里）	國內生產總值（歐元）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歐元）
英國正式 脫歐前的歐盟	5.13億	4,475,757	117	15.9萬億	31,000
英國正式 脫歐后的歐盟	4.47億	4,232,147	106	13.5萬億	30,000

　　正因為如此，歐盟在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后，尤其是在過渡期結束之后，其總體的財政預算將要明顯縮水。“脫歐”之前，英國對歐盟的財政預算貢獻良多，以2016年為例，在考慮了歐盟對英國所提供的會費做返款之后，英國對歐盟預算的貢獻為194億歐元。據估計，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后，歐盟預算的損失約占總額的5％。為了填補這一缺口，歐盟委員會已考慮將地區發展支出減少30％，這使一些較貧窮的歐盟成員國所需要的發展資金更加捉襟見肘，顯然對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十分不利。

　　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后對歐盟的經濟發展也頗具影響。英國“脫歐”后與英國貿易關系十分緊密的歐盟成員國如比利時、塞浦路斯、愛爾蘭、德國和荷蘭等的經濟會有更大的沖擊。在經濟上受英國正式退出歐盟負面影響最大的歐盟產業領域是汽車及其零部件生產，由于英國是大型制造商，依賴于歐盟的零部件供應鏈，一旦英國脫離歐盟單一市場，英歐雙方的交易成本將大幅度上升。此外電子設備和加工食品部門，以及魯爾河谷的原材料出口也將受到英國脫歐的負面影響。英國原先是歐洲藥品管理局和歐洲銀行管理局的所在地，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背后的安全備用數據中心原來也在英國，在英國脫離歐盟后兩個機構將遷往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而后者也將從英國遷至西班牙。這些機構從英國遷出既缺少了英國的專業支持同時也要付出相當大的搬遷經濟代價，這些都對歐洲一體化的經濟、科技和管理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最后，英國“脫歐”后歐盟的外交和安全防務一體化（其中尤其是后者）也會受到一系列負面影響。英國與法國原是歐盟的兩個主要軍事大國，正是1998年法國和英國共同發布的《圣馬洛宣言》實質性地開啟了歐洲的防務一體化。該宣言提出：為了應對國際危機，歐盟必須擁有自主行動的能力，有軍事力量支持，有決定使用他們的方法以及一以貫之的做法，從而能獨立于北約對國際危機作出響應。此后在英法共同提出的建立歐盟自主軍事行動力的設想推動下，歐盟共同防務取得一定進展。由此可見，英國在歐洲防務一體化中實際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英國正式“脫歐”之后在這方面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

　　另一方面，英國是歐洲最大的防務研發支出國之一，英、法、德三國占歐盟20億歐元防務研發基金的92%。英國還擁有強大的情報能力和廣泛的外交網絡，因此，英國作為歐盟成員國曾經是歐盟在外交事務和安全防務領域的重要資產。英國正式“脫歐”當然會減弱歐盟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防務方面的影響力，蘭德公司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英國脫歐可能導致歐盟集體防衛能力減弱約四分之一。也正因為如此，未來歐盟在防務一體化方面實際上依然離不開與英國的合作，法國總統馬克龍曾明確表示希望英國“脫歐”后繼續參與歐洲防務一體化，而德國國防部長卡倫鮑爾則提出建立包括法、德、英三國在內的E3（Europe 3）集團，發揮北約和歐盟之間的鏈接作用。

　　三、英國“脫歐”后對大變局中國際格局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作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論斷，是對世界歷史進程中現代世界體系在當今所發生的巨大變化的精辟總結，也是對現代世界體系內的世界市場體系中的經濟動能轉換、國際政治體系中的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變化以及全球治理體系重塑的高度概括。總體而言，大變局的最為突出的特征就是當代國際格局的“東升西降”：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國內矛盾和危機，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表現突出。

　　進入21世紀以來，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影響下，過去百余年來由西方歐美大國把持國際格局權力的時代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非西方國家的權力在新千年之后持續增強，全球經濟增長的重心將從歐美轉移到亞洲，并外溢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脫歐”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格局的“東升西降”也頗具影響。

　　首先，英國“脫歐”之后其經濟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從原先世界排名第五位下降至第六位而被新興經濟體國家印度超越。這明顯地體現出英國脫歐對國際格局“東升西降”的影響。根據IMF的估計，因“脫歐”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英國202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0%的負增長，不僅低于中、印、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而且比美、德、法、意、日等發達經濟體國家都低。

　　其次，英國“脫歐”之后，歐洲一體化將受到較大的負面影響，而歐盟的總體力量也將明顯下降。這就意味著歐盟作為當代國際格局中“一極”的影響力將大大下降，乃至歐盟是否能成為“一極”都成為一個問題。據英國廣播公司消息，英國和歐盟就歐盟駐倫敦大使的身份問題爆發外交爭端，英國拒絕像對待其他國家駐英國大使一樣授予若昂·瓦萊·德阿爾梅達（Joao Vale de Almeida）完整外交身份。英國外交部希望只按照對待國際組織代表的方式對待歐盟代表團。這似乎與2019年1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將歐盟的外交級別從“盟國”降級為“國際組織”很有點相似。雖然，美國政府后來恢復了歐盟駐美國大使戴維?奧沙利文（David O’Sullivan）的外交級別，而歐盟與英國也在此問題上做進一步的交涉，但是，這一切反映出歐盟在當今世界大變局中國際地位的下降則也是不爭的事實。

　　最后，英國“脫歐”之后致使美歐跨大西洋聯盟內部出現十分復雜的局面，這也對大變局中國際格局的“東升西降”有影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不論在冷戰時期還是在后冷戰時期，英國始終維持著美英之間的特殊關系。當英國還是歐盟成員國時，英國因此能在美歐跨大西洋聯盟中扮演協調美國與歐洲大陸各盟國之間協調者的角色。不僅如此，英國憑借著自身防務力量的優勢及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也能在歐盟內部協調各成員國之間的關系。隨著英國完全脫離歐盟，美歐跨大西洋聯盟的美歐雙方及美國的歐洲盟國內部的協調產生了很大的問題。歐盟缺少了在防務方面有舉足輕重影響且與美國具有特殊關系的英國，其內部在處理跨大西洋聯盟關系及成員國的相互間協調方面都會形成明顯的不協調。恰恰也正因為如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際格局力量對比也就更加明顯地展示出“西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