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

　　中日兩國即將迎來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前，兩國領導人以卓越的政治智慧推動長期“不正常”的中日關系重回正軌，揭開了歷史新篇章。在此之前，中日關系以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為起點，走過了擴張與反擴張、侵略與反侵略的百年歷史，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在東西方冷戰的背景下繼續處于對立、隔絕狀態。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實現改變了百年來中日關系的歷史軌跡。50年來，中日兩國努力增進相互理解，在貿易、投資、技術及區域合作領域優勢互補、互利共贏，人員往來、社會治理等領域的交流合作也取得重要成果。50年來，中日關系歷盡坎坷、風波不斷，但總體守住了和平合作的底線，為各自國家的發展與國民的福祉、為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重大貢獻。值此重要節點，回顧、梳理過去50年中日關系的發展軌跡，從中提取面向未來的智慧啟迪，是日本研究界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一、50年中日關系回溯

　　中日“一衣帶水”，往來源遠流長。1871年，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兩國歷史上首次以條約形式正式確立了外交關系。此后，日本對華相繼發動了十余次戰爭或“事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難以撫平的巨大傷痛。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日兩國在官方、政治層面陷入長達22年的相互隔絕、敵對狀態，直至邦交正常化。1972年至今，中日關系大致走過了三個階段。

　　一是恢復“正常”與合作發展期（1972～1992年）。兩國通過邦交正常化恢復了外交關系，在經貿領域密切合作。中國實行改革開放、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動能，兩國關系進入“黃金十年”。1989年日本參與西方對華制裁，但很快認識到“與中國保持和發展良好穩定的關系對中日兩國乃至對亞太的和平與穩定都十分重要”，“對中國采取孤立化政策是不可取的”，而率先恢復了對華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訪華，中日關系的改善達到頂點。在此階段，兩國圍繞歷史教科書、東海大陸架、靖國神社問題出現摩擦，但在友好合作的總體氛圍以及兩國共同努力下摩擦得到有效管控。

　　二是合作升級與“政冷經熱”期（1992～2010年）。冷戰終結，在全球化浪潮推動下，中日經濟合作保持強勁發展勢頭。與此同時，隨著蘇聯解體、中日關系戰略基礎弱化，兩國間更多矛盾開始顯現出來，進入合作與摩擦同步增長的“政冷經熱”狀態。1995年后，日美同盟結束“漂流”，重回強化軌道，軍事合作指向從“日本有事”擴大為“周邊有事”，為美國介入亞太事務、干預中國內政鋪路。圍繞臺灣問題，美日安保體制與中日友好合作的碰撞顯性化。繼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參拜靖國神社后，小泉純一郎時期每年一拜，導致中日政治關系陷入僵局。兩國海上領土爭端矛盾激化，2010年日方在釣魚島海域非法抓扣中國漁民、漁船，中日關系降至邦交正常化以來的“冰點”。另一方面，兩國經濟合作在此階段取得非凡成就，而且朝著地區化、多邊化方向邁進。這一趨勢在中日第三個政治文件，即1998年《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中有充分體現。在攜手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過程中，中日韓借助東盟“10+3”對話平臺，開啟了三國領導人對話機制。2000年，在中日共同參與下，東盟“10+3”財長會議簽署建立東亞區域性貨幣互換網絡協議，即《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三是矛盾擴散與戰略競爭期（2010年至今）。伴隨中日以經濟總量逆轉為象征的實力對比的變化，以及美國將全球戰略重點回調亞太等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中日結構性矛盾凸顯，競爭呈現系統性、戰略性特征。兩國在經濟合作持續發展、共同推動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同時，在政治安全領域的矛盾開始超出雙邊，涉及到戰后體制的法理依據、國際及地區秩序的重構方向、聯合國機構改革等關系國際架構、國際規則的深層問題，“以雙邊格局再重構為最終結果的戰略博弈由此拉開序幕”。作為世界多極力量之一的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謀求為人類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日本以安全戰略轉型為突破口，加速推進政治軍事大國化。2013年日本出臺戰后首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明確提出“將努力實現安理會改革，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與非常任理事國席位”。在此背景下，中日政治安全矛盾及海上領土爭端激化。2012年，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試圖以物權轉移固化非法占領，中國實現在釣魚島海域常態化執法巡航。2013年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日美同盟對臺灣問題的干預再次掀起高潮。2021年4月，日美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對“臺灣海峽的和平穩定”表示關切，這是自1969年佐藤、尼克松聯合聲明列入所謂“臺灣條款”52年來的首次。

　　過往50年中日關系的發展演變是多種因素交叉作用的結果，往往表層是雙方利益與矛盾的交織互動，而背后是國內因素乃至地區、世界局勢的深層推動。這些不同層級、不同力道、不同方向的變量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中日關系的特質、兩國自身因素以及外部環境變量。所以只有綜合動態分析，才能把握中日關系發展變化的規律，為其今后的健康發展提供借鑒。

　　首先是中日關系的特質，包括歷史文化、地緣因素、固有矛盾等。對中日關系而言，“歷史猶如一塊畫布，無論現實政治如何揮毫潑墨，都脫離不了她的底色。換言之，現實永遠處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中日關系的歷史，可以概括為友好交往、刀兵相見與對立隔絕三副面孔，對當代中日關系構成深刻影響，導致兩國在不少方面“似近而遠”。中日同處東亞板塊，地緣關系密切。日本與亞洲大陸之間“恰到好處”的距離，在古代決定了它能在充分吸收中華文明的同時，得以自我保全。在當代，根據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說”，日本的地理區位決定了它在美國對華戰略上的可利用性，決定了它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美國越是“重返亞太”、越是打造“印太戰略”，這種地緣價值就越會升值。這是日本對華也是對美戰略上的一筆重要資產。當然，日本對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這種地緣制約關系是彼此相互的。

　　其次是中日兩國自身變量，包括國內形勢以及對外戰略政策。戰后，伴隨民主化改革加之國民對戰爭的普遍厭惡，反戰和平主義成為日本政治思潮的主旋律。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經濟的長足發展，日本社會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出現多元發展傾向，中曾根康弘時期“戰后總決算”“國際國家”等政治口號的提出標志著大國主義思潮的泛起。冷戰后，在蘇東劇變、日本經濟“泡沫”崩潰滑入“失去通道”等一系列因素的混合作用下，日本民族主義再度興起，而且從“高昂的民族主義”轉為“悲情的民族主義”，對外關系領域成為重災區。右翼勢力試圖通過美化侵略戰爭激發民族自信、推動社會意識形態整體右移，以鞏固自身政治地位。這在安倍2006年、2012年兩次主政后表現得尤為明顯。從中曾根康弘到安倍晉三，擺脫了冷戰結構桎梏的日本，對政治軍事大國目標的追求從構想階段進入實操階段。日本國家戰略首先是安全戰略的外向化、進取性轉型，導致中日矛盾上升，競爭對抗增多。自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對日基本政策是一貫、穩定的。中國重視中日關系，致力于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同時堅守原則、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堅持妥善處理分歧。不管形勢如何變幻，中國從未放棄改善中日關系的努力。2019年6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達成政治共識。

　　三是外部環境，包括時代因素、世界格局，而尤其以美國戰略政策的影響最為直接。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形成尼克松所說的“五大力量中心”，美國經濟軍事力量相對下降，美蘇冷戰攻守易位。中美兩國為對抗蘇聯威脅而走近。1972年尼克松訪華，兩國開啟關系正常化進程。“尼克松沖擊”直接導致佐藤榮作內閣下臺，促使日本加快調整對華政策，田中角榮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承諾當選后實現對華復交，中日邦交正常化進程加快。90年代初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美日對華合作的戰略基礎受到削弱，美日同盟重新拉緊。1996年，美日領導人發表聯合宣言，稱“美國繼續保持軍事存在對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日美之間的安保關系是支持美國積極參與該地區事務的關鍵支柱之一”。從這時起，日本對外戰略和政策開始走上美國學界所謂的“不情愿的現實主義”道路。日美同盟的“再定義”為中日關系改善、確立新型安全合作關系設置了障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的快速崛起引發美日的戰略焦慮。奧巴馬政府將美國戰略重心回調亞太，協調域內盟友對華多邊制衡。安倍內閣推出“民主安保菱形”“自由開放的印太”予以配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發揮體制、制度優勢，率先實現復工復產，經過此次疫情的考驗，中國對美日經濟總量之比將更明顯上升，持續推動世界力量格局變化。

　　總體看，50年來中日關系秉持和平合作基調，在順應全球化時代潮流、拓展深化雙多邊合作、把握正確發展方向以及有效管控矛盾、妥善處理分歧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積累了豐富經驗。與此同時，在復雜嚴峻的國際背景下，兩國間的矛盾分歧點也明顯增多，對立競爭呈擴大向深之勢，亟待我們透過以往50年的風雨歷程，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化相關理解，尋得智慧啟迪。

　　第一，堅守和平合作底線，是中日兩國的共同福祉，也是對地區與世界的重大貢獻。深刻認識到中日“和則兩利，斗則兩傷”，這在百年變局、世紀疫情交互疊加的當前形勢下尤為重要，唯此才能對中日關系穩定改善的重要性、必要性、現實性有深入準確的把握，才能真正理解中日關系穩定發展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及地區與世界長遠利益的智慧選擇。60年前基辛格在評論美國外交曾說，幾年來，我們不是在討論外交的目標，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我們應該“溫和”還是“強硬”、應該“靈活”還是“僵硬”等沒有結論的爭論上。同樣,中國外交的關鍵，在于對“以根本利益為原則、以理性認識為基礎”的準確把握。

　　第二，中日兩國仍需推進利益相互捆綁，繼續讓經濟合作成為中日關系穩定發展的“壓艙石”。經濟合作與相互依存一直是中日和平合作的重點基礎領域。以雙邊貿易為例，中日貿易額從1971年的9.136億美元，發展到目前的約3500億美元，增長了380多倍。日本內閣府發布的《世界經濟潮流2021年II》報告認為，“相較于美國和德國，假設中國的供應鏈或運輸網出現問題，日本將會有更多難以替代中國進口的產品出現”。從中國角度看，盡管在“一帶一路”等多元化經濟發展戰略下對日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中日仍有極大的合作空間。

　　第三，中日之間真正的和解需要真正深層次的對話，需要深入觸及到歷史以及地區、國際秩序構建層面。戰后日本在美國主導下通過簽訂《舊金山和約》、以低廉成本完成了戰后處理，但是，這種處理是面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并未涵蓋受日本軍國主義侵害最深重、對抗日戰爭勝利貢獻最重大的中國等主要亞洲鄰國。日本需要補課。面向未來，中日兩國還需要就實現新時代地區秩序的重構，即構建亞太統一的、域內國家平等參與、相互不可分割的政治安全秩序展開戰略性、建設性對話。

　　第四，重溫邦交正常化初心，“求大同、存小異”，從歷史與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中日關系的未來。50年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結構性互補為基礎的經濟領域的合作，兩國優勢互補、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為本國、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經濟作出了突出貢獻。但中日兩國基本制度不同，文化價值觀不乏相通而政治價值觀存在分歧，為此，需要在摒棄冷戰思維、深化相互認知、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礎上展開文明對話，真正從人類歷史、世界文明的高度深入思考兩國關系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