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 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郭陽  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聯絡部部長

　　一、香港“由治及興”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真心期盼

　　時光流逝，香港回歸已經25年了。

　　2022年5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在港舉行，李家超高票當選行政長官候選人。隨后，國務院全體會議依據《基本法》的規定，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于2022年7月1日就職。此次選舉，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后舉行的首場行政長官選舉，與2021年9月、12月分別順利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一起，完成了新選制的全面落實落地。三場選舉的成功舉行，標志著香港特區“愛國者治港”原則下管治體系重塑工作的起步，香港實現了“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

　　亂者，動亂也。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在一些外部勢力的操縱和推波助瀾下，“港獨”“黑暴”分子氣焰囂張，造成機場癱瘓，地鐵損毀，道路阻塞，商業停滯，代表國家的中央駐港機構受到肆意沖擊，象征國家尊嚴的國旗國徽被侮辱踐踏，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傾向顯露無遺。所有心系香港，對此義憤填膺、痛心不已的中國人，都為香港接近沉淪的嚴峻局勢憂心忡忡，也為國家標本兼治依法果斷施策而備受鼓舞，為現時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長出口氣。

　　“修例”風波背后是各種內外反華勢力直接挑戰國家主權和安全底線、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權威、挑戰“一國兩制”基本制度的最嚴重的一次動亂，其影響不止于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它對于中國人民也是一次深觸民族感情和國家尊嚴的嚴重挑釁。《關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高票通過時，人大代表爆發出的經久不息的掌聲就是全國人民心聲的反映。

　　正因如此，香港和內地的廣大民眾比任何時候都期待，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基礎上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能夠以全新的面貌，果決力行“難而正確的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并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行穩致遠，既實現香港本身的善政良治，從而真正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也實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貢獻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而達致兩地優勢互補，充分發揮與彰顯“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與潛力，讓香港這個“東方之珠”持久爍出她應有的更耀眼光芒。

　　第六任行政長官宣誓就職之日，恰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大歷史節點。

　　今年是“一國兩制”構想正式提出40周年,“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實踐中從未有過的偉大創舉，它為中英兩國和平交接、平穩過渡以及確保香港社會穩定、經濟持續繁榮奠定了政治基礎，改變了歷史上但凡收復失地都要兵戈相向、生靈涂炭的所謂定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國兩制”是中華文明和中國智慧的結晶，在綿延不絕的“大一統”民族意識下，矢志追求祖國統一的中國人民堅信兄弟之間“血濃于水”，自信寬容，與人為善，真誠愿意秉持海納百川、以和為貴、以民為本甚至以德報怨的理念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善用民族智慧，順應人民意志，以非凡的魄力實事求是地設計、創立、維護并推進“一國兩制”方針及其在香港的實踐，靈活處理英國的經濟利益等問題，得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真心擁護，這是“一國兩制”事業一路走來取得成就的關鍵所在。

　　回歸祖國25年來，在“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引下，香港特區“港人治港”的憲制秩序得到確立和鞏固，高度自治權得到充分保障，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護，民主政治依法穩步前進，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對外交往和國際影響持續擴大。中央出臺一系列惠港政策，香港不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這充分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回歸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后持續保持穩定繁榮的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與此同時，國家安全設防長期存在嚴重漏洞的香港，也成為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在中國國土上“合法”聚集跳梁的據點。他們依托殖民時代的長期布局，內外勾結，相互配合，把持經濟命脈，深入滲透司法、輿論和教育等領域，極力抹黑、貶低內地發展和制度，煽動香港與中央和內地人民的對立，明目張膽地擾亂特區政府施政節奏和立法程序，妄圖將香港變成由他們肆意操控的獨立或半獨立傀儡政體，以更便利地汲取香港豐厚的資源實施其反中亂港并遏制中國發展的圖謀。

　　中央一直重視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也一直高度關注香港內外反對勢力的動向，習近平主席多次闡明“一國兩制”要不變形不走樣，也清晰闡明了不可觸碰的三條底線。過去，從對香港的高度信任出發，中央政府對反對派的種種行徑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讓，內地人民對香港的亂象也表現出如同呵護叛逆期少年般的寬容。“修例”風波之所以會演變成未遂的“顏色革命”，就是內外反對派及激進分離分子以惡報善，見隙即入，將中央和內地廣大人民的苦心善意當作軟弱可欺，惡意歪曲和蓄意破壞“一國兩制”。

　　香港《國安法》頒布并實施后，中央一再強調要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新選制落實后，習近平主席在會見獲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時再次明確宣示，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

　　泱泱大國自有其戰略定力，十四億國人自有其大度胸懷，內地人民仍然深信自己與香港同胞的骨肉聯系，仍然相信香港同胞在他們所習慣、適應、希望的社會制度中，能安居樂業，穩定繁榮。

　　在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要節點，經歷了“占中”“修例”的風吹雨打，站在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同為香港開新篇”的歷史起點，面對外部反中亂港勢力對“一國兩制”香港實踐的抹黑歪曲以及部分港人受蠱惑而對國家產生的動搖疑慮，中央以全會決定、歷史決議等方式明確表達了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決心，在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的理論邏輯、實踐邏輯、法制邏輯方面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表述。

　　但是，慣于“從實力的地位出發”思考并常常以己度人的西方霸權國家，只認可“強權政治”“零和游戲”的邏輯，不愿去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的邏輯，無法理解中國政府為何作出允許香港保持與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特別安排，無法理解中國人民為何給予七百萬經濟條件優越的香港居民不用承擔任何國家稅負的特殊待遇。他們將“一國兩制”曲解為所謂“威權國家”對人民意愿的強迫，借此妖魔化中共，污名化內地，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無視中國人民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民族初心，炮制“一國兩制”已死、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終結等偽命題，甚至還別有用心地以香港“三、香港這三甲子與“一國兩制”的民族溫情守護人”的面目出現，且自以為是地每每將香港的治理這一中國國家內政問題作為在國際場合向中方交涉的“要價”，其無知、傲慢與偏見和背后的利益考量顯露無遺。

　　習近平主席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個偉大創舉，是中國為國際社會解決類似問題提供的一個新思路新方案，是中華民族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新貢獻，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一國兩制”不是某些西方國家在內部治理和國際交往中慣用的爾虞我詐、欺世盜名、敷衍了事甚至包藏禍心的一時之計，也不是歷史上一些弱國為勉強維系統一“體面”而被迫采取的忍氣吞聲、放任自流的綏靖之策。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提出并踐行這一偉大創舉，從香港被英國強行割讓以來三甲子的歷史就能夠給出清晰的答案。

　　距今180年前的1842年，在經歷了沿海、沿江一系列戰斗的失敗之后，清政府被迫同英方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島被強行割讓。隨后，1860年的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1898年簽署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及大鵬灣、深圳灣水域給英國，租期為99年。從香港島被割讓起第一個甲子，英帝國不但處心積慮、步步為營蠶食侵占中國領土，還以武力為后盾，任意突破已達成的不平等條約，驅逐九龍城中的中國官員，逐步將香港完全納入囊中。自香港割讓起，中國就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中國人民飽嘗落后挨打之苦，也看清楚了列強所謂“文明”“規則”“秩序”后堅船利炮上的斑斑血跡。

　　香港割讓后的第二個甲子，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是革命與戰爭的時代，清政府被推翻后，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舍身救亡圖存，希望強國富民，廢除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二戰期間，中國政府1942年在與英國的修約談判中要求終止《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但遭英方拒絕。二戰結束之后，英美聯手阻撓中方接受駐港日軍受降。遠離抗日主戰場的英國，竟然以香港“解放者”的身份重續其殖民統治。這種結局，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明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中國人民為何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經過艱苦奮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一百年來的民族頹勢終得遏止，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為新中國奪取了在亞洲和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列強終于真正開始傾聽中國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聲音，并不得不開始接受要按照中國人民的意愿來處理、解決涉及中國問題的事實。

　　香港從祖國分割后的第三個甲子可以以1997年為界分成兩個時間段。時間回溯到40年前，1982年9月，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就明確地將香港前途與近代以來中國割地賠款的屈辱史以及向人民高度負責的使命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明確表示：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的主權和治權，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否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25年前的7月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回歸祖國，神州大地歡慶一片，多少人民為祖國統一夙愿的步步實現而淚濕滿巾。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提出和實踐當然離不開密集的外交交涉、嚴密的制度設計和國家實力的堅強后盾。同時，這一過程還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一國兩制”方針蘊含著濃厚的民族印記和同胞之情。

　　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理念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延綿不斷、代代相傳，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香港被割讓以來，中國人民對百余年來的內外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和平安定的生活，雖然組織起來的中國人民已經通過多場援外及自衛戰的勝利證明了新中國面對任何敵人都具有以戰止戰、以武止戈的強大能力，但仍然愿意放下歷史仇恨，愿意通過和平手段以最大的耐心解決歷史遺留問題。

　　中華文明自古就以開放包容聞名于世，講仁愛、重民本，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真正理解并尊重香港同胞對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選擇，愿意和而不同、成人之美，講究強不執弱、富不侮貧，不以陰暗心理計較小節。中國人民具有家國情懷，四海之內皆兄弟，相信“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相信香港同胞能夠處理好自己的事情。

　　中國人民也重大局，守誠信，崇正義，重英雄，尤其在意領導人在涉及國家尊嚴、民族氣節等大是大非問題上的態度，愿意跟隨有擔當有能力的民族領軍者一路前行，“風物長宜放眼量”，不以眼前小利為惑。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代表，在治國理政實踐中能夠主動將中華文明優秀因素融入相應方針政策，實事求是且靈活機動地處理各類具體問題。鄧小平等老一輩國家領導人以非凡的魄力所創制的“一國兩制”方針及其實踐，飽含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珍視家人、追求統一、顧全大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感情和胸懷。

　　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已經料想到的，“一國兩制”的香港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總會遇到一些問題和挑戰，需要我們審時度勢，主動作為，及時查缺補漏，推動這一治國基本方略行穩致遠。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因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因素更顯動蕩與不確定，加之美國仍頑固地以中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和威脅，明言將在近十年的關鍵期內拉幫結伙，“塑造中國所處的戰略環境”，“一國兩制”在香港行穩致遠偉大實踐的外部情勢不會輕輕松松。

　　就內部來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因其放任性的資本發展模式而產生了金融、房產獨大，持續發展動力不足，住房、就業等民生壓力突出等結構性矛盾。香港迫切需要創新思維，突破舊有制度和體制藩籬，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辟更大發展空間，同時也要真正充分發揮“兩制”之利，實事求是地借鑒、融合內地的科技水平提升、產業聚集、開發區建設等方面的先進經驗，不再困于自我設定的制度藩籬和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身份”，更不掉入別有用心之人設定的所謂“自由”等政治陷阱。

　　本屆行政長官的任期為5年，屆時香港將迎來回歸30周年，“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也將步入而立之年。“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即使遭遇更多、更強的風雨挑戰，兩地的同胞將共同守護這一制度上附著的民族溫情，相信國家、相信人民，相信我們這一綿延數千年的古老文明為我們流傳了足夠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資源去妥善面對和處理各種矛盾、挑戰、風險和“陷阱”；相信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又保持自身特點與優勢的香港將作為國家內外循環的主要渠道之一為自身引來源源不斷的活水；相信以香港為家的中國人，在愛國者治港團隊的帶領下，一定能夠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守住自我、實現自我、完善自我，并與所有中國人民一道，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