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比較突出，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中美關系在走下坡路。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仍在進行之中，有人認為，美國從尼克松1972年訪華以來所實行的與中國接觸的政策失敗了，“中國現在是并將在今后幾十年中都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者”，美國應當減少與中國的合作，加強對中國的制約、平衡和防范。中國也有學者認為，中美關系進入了“新常態”，兩國之間的競爭性因素突出了。筆者的看法有些不同，筆者認為中美關系雖然有些變化，但基本面是健康的，合作仍然是兩國關系的主流。


　　中美兩國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在繼續深化。2015年兩國的雙邊貿易額達到近5600億美元，在世界貿易低迷的情況下，中國第一次超過加拿大成為美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仍然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兩國金融市場密切聯動，高度相關，在經濟上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在增加。現在中國不僅是美國跨國公司的生產基地，而且是美國許多公司的重要市場。通用公司在中國的汽車銷量已經超過在美國的銷量。蘋果手機不僅在中國組裝，也在中國銷售，中國已成為它的最大銷售市場。中美經貿關系的這一變化不僅對美國企業有利，對中國消費者也是有利的。中國在美投資大幅度增長，去年達到了創紀錄的150億美元，涉足美國的制造業、房地產、娛樂文化等多個產業。現在中美兩國的主要關注都是國內事務，尤其是經濟。中國既要穩增長，又要實行經濟結構的轉型；美國也面臨著重振制造業、創造就業、削減財赤等艱難任務。兩國應該相互幫助，使對方的經濟增長和轉型獲得成功。幫助對方就是幫助了自己。而如果有一方沒有取得成功，另一方就很容易成為替罪羊。美國可能指責中國“操縱匯率”、“不公平貿易”；中方可能指責美方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對中國實施反傾銷、反補貼等等。合作才能雙贏，這一點在經貿關系方面是看得再清楚不過的。
　　不僅經貿關系是這樣，在安全方面同樣如此。2015年7月，伊核六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德國）在與伊朗經歷了馬拉松式的談判、尤其是最近3年的密集談判之后，達成了伊核問題全面解決的協定，完成了一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是一件大事。它捍衛了國際核不擴散體制，避免了中東地區的一場核競賽，甚至可能避免了一場地區戰爭的不祥前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與美國、與國際社會進行了充分的合作。在近年來兩國元首和高層的會晤中，在兩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伊核問題都是一個重要內容。中國一直堅持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勸和促談，既堅持通過外交和政治的方式解決伊核問題，又表示伊朗要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促進派、促談派。中方建設性地參與了全面協議談判的全過程，為推動解決濃縮鈾和解除制裁等難點問題提出了有益的方案和思路。全面協議達成后，中方又同各方一道，積極開展協議執行準備。特別是在阿拉克重水反應堆改造問題上，中方同美、伊等各方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推動達成了“官方文件”和“諒解備忘錄”，為協議“執行日”的順利到來創造了條件。在2016年4月初的核安全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就構筑國際核安全體系提出了多項重要主張，強調中國堅持言出必行的原則，忠實履行國際義務和政治承諾。在其他許多安全問題上，如銷毀敘利亞的化學武器、阿富汗的和平與民族和解等等，中美兩國的合作對地區形勢的穩定都是至關重要的。
　　奧巴馬政府一再表示過中美合作對應對全球挑戰的重要性。在今年地球日（4月22日）得到簽署的《巴黎協定》是一個有力的證明。氣候變化是當今人類面臨的一個共同挑戰。“綠色新政”是奧巴馬執政的一面旗幟，多年來，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方面的合作一直是中美關系的一個亮點，在歷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這方面的成果豐碩。2014年11月奧巴馬總統訪華與習近平主席進行“瀛臺夜話”和2015年習近平主席訪美與奧巴馬總統進行“白宮秋敘”時，兩位元首都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了《聯合聲明》，并向國際社會做出了莊嚴的承諾，表明了兩個能源消費大國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意識到自己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率先垂范，正在引領國際社會創建一種新的國際機制。中美兩國的合作對國際社會共同努力獲致2015年11月巴黎會議的成功起到了關鍵作用。今年3月底兩國領導人會晤時又再次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將采取國內步驟以便盡早參加《巴黎協定》，并推動協定的全面實施。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共同努力將成為兩國合作伙伴關系的長久遺產，它也是兩國合作雙贏促進全球共贏的生動事例，雄辯地表明了兩國合作對發展全球治理的重要意義。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于兩國和世界的大事。


　　在近年來關于中美關系的討論中，“修昔底德陷阱”是避不開的話題。一些美國學者以國際關系史上新興大國挑戰現存大國、并最終引起沖突和戰爭的事例斷定，這也是中美關系的宿命。也有中國學者懷疑中國能否在現存國際體系中崛起，并認為兩國的戰略攤牌難以避免。這里的關鍵是要厘清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中國的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走過了兩個大階段：改變自己，適應世界；改變自己，影響世界。到本世紀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是一個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國的口號是“與國際接軌”，也就是改變自己，適應世界，利用好現存的國際體系，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有關部門清理、廢除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政策、法規數以千計，因為這些規章不符合世貿組織的規定。美國沒有排拒中國融入國際社會，1979年兩國關系實行正常化之后，鄧小平立即對美國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高調開啟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大門。1980年3月、9月中國先后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地位，并開始與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進行卓有成效的合作。有13億人口的中國成為當今國際體系的完全成員對于美國來說是意義重大的。它使國際體系具有了過去三十年來所沒有的完整性和合法性，而由于這個體系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因而也使美國的這種主導地位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中國是現存國際體系的得益者，現存的國際秩序基本上保障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安全環境和良好的經濟環境。中國也是這個體系的維護者、建設者、貢獻者。中國維護核不擴散體制是中國維護現存國際秩序的一個典型事例。 1998年5月，印巴相繼進行了核試驗，從而有可能引發南亞次大陸的核競賽，破壞國際軍控機制。中美兩國一起迅速作出反應，協調政策立場，共同倡議召開安理會“五常”外長會議（6月4日），“五常”就南亞核試驗發表的聯合公報被接受為安理會第1172號決議，成為處理南亞問題的指導性文件。兩國在印、巴核問題上的合作為國際社會有效制止南亞核競賽、維護地區和平作出了貢獻。朝核問題是又一個例子。中國在六方會談中發揮了東道主、參與者和美朝之間的調停人的三重作用，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揚。布什總統和美國高官一再對中國發揮的作用表示贊賞和感謝。由于朝核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現在問題變得更為棘手。但中、美等國仍然堅持各方于2005年9月19日達成的《共同聲明》，仍然堅持通過和平的方式談判解決朝核問題。
　　中國的發展本身是對聯合國實現千年發展目標、對世界經濟的重大貢獻。在1998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中，在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中，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與國際社會一起積極應對。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年份，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50%，現在雖然中國增長趨緩，但貢獻率也仍然有25%。
　　隨著中國的發展，進入本世紀，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本身已經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的重要變量。美國決策者看到了這種新變化，看到了中國的巨大潛力，但對中國如何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又不確信。在2005年9月，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了中美是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方”的概念。基辛格評述說：“佐利克的講話相當于邀請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的特權成員和塑造者。中國接受了“利益攸關方”這個概念，2006年4月胡錦濤主席訪問美國時表示，中美雙方不僅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應該是建設性合作者。
　　中國坦率地指出，現存的國際體系中有不公平、不合理的成分，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不夠公平。世界是發展的，國際體系也要與時俱進，適應世界的變化。但中國不尋求顛覆現存體系，不尋求在現存國際體系之外另搞一套，而是尋求與國際社會合作對現存體系進行改革、補充和完善。中國提出建立亞洲投資銀行、“一帶一路”都是為了盡到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責任，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也是對現存體系的補充和完善。中國不是要另起爐灶，不是要推倒重來。中國的倡議與現存體系是互補的，可以相得益彰，不是矛盾、對抗和互相排斥的。


　　中美關系中確實有許多摩擦、分歧和競爭。其實，從中美建交以來這三十多年，沒有什么時候兩國關系中沒有分歧。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問題。如三T（臺灣、西藏、紡織品）、人權、最惠國待遇、知識產權、貿易逆差等，這些都曾經成為某個時候的突出問題，更不要說“炸館”和“撞機”使兩國關系受到的沖擊了。但中美關系的主流一直是向前發展的，有的矛盾解決了，有的縮小了，有的擱置起來了。應當說，通過這三十幾年的實踐，兩國對于處理分歧、管控危機還是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就拿現在最突出的南海問題來說吧，有時候被炒得沸沸揚揚，甚至有媒體稱“南海是全球最危險的地區”，但實際上那里沒有出什么大事。首先，南海問題不是中美關系的全部，兩國之間各方面的關系都在繼續發展，要實事求是地看待南海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分量，不要把合作視為理所當然，而片面夸大了分歧，更不要進行渲染和炒作；南海問題也不是聲索國之間關系的全部，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的經貿關系仍在快速發展，如中菲的雙邊貿易額在2010年是277億美元，到2015年增長到430億美元，足見它們在發展方面的共同利益了。因此不能夸大南海問題。其次，這里是和平、穩定、富有活力的地區，與世界上一些地區戰亂頻仍、動蕩不斷的情況完全不同，這里的商業航行和飛越自由是有保障的，周邊國家的經濟都在蓬勃發展，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第三，盡管南海問題上的爭議方立場迥異，但大家都不愿意訴諸武力，都贊成和平解決爭端。第四，中美都不想因為南海問題打仗。中國不想打，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的方針決定的。美國想打嗎？未必。本世紀以來，美國發動了三場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利比亞戰爭。戰爭沒有解決問題，卻把中東和北非打亂了，使該地區陷入了長期的、無休止的動亂之中，美國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人員和資源的代價，搞得債臺高筑。美國是想通過南海問題來牽制中國，顯示它在地區的存在，尤其是軍事存在，以及在地區事務中的主導權，顯示它履行對盟友和朋友的承諾，但它也承擔不起與中國正面相撞的代價。
　　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分歧是可控的。現在，兩國之間從首腦會晤到各層面的交流與溝通渠道暢通。尤其是近三四年來，兩軍關系比冷戰以來任何時候都熱絡，雙方又達成了“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這些都表明了雙方避免軍事沖突的意愿。自然，雙方要尋求如何更好地建設性地管控這個分歧。
　　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方面是，自2009年11月兩國政府決定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機制以來，兩國人文交流和合作得到大幅度發展，現在每天都有上萬人飛越太平洋兩岸。中國在美留學生已躍居在美外國留學生首位，占到總數的1/3。兩國民間的交流促進了雙方的相互了解。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最近發布的“2016年公眾態度調查”顯示，63%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是美國的重要合作伙伴，57%的美國民眾對中國抱有好感，均為2007年以來最高。但與此同時，超過7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美國造成嚴重或潛在的經濟和軍事威脅。這說明構筑兩國新型大國關系是有民意基礎的，但雙方仍面臨信任缺失的障礙。要克服這個障礙，也只能加強合作，達到雙贏。
　　中美關系歷來是利益驅動的，不同的是，雙方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在不斷拓展，兩國的相互依存將繼續發展，在兩國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都會越來越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越來越感到誰也離不開誰。中美合作雙贏也必然帶來國際社會的共贏。


　　從二戰結束以后美國一直是國際體系的主宰，冷戰結束后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中國的發展使美國產生了被追趕、被超越的感覺。奧巴馬總統在2011年1月的《國情咨文》中把它稱作“我們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時刻”。這種焦慮感目前在美國是比較普遍的。
　　為了回應這種焦慮感，為了避免中美兩國的戰略誤判，繼續推動兩國之間各層面、各領域的合作，把分歧和競爭控制在健康的范圍之內，在2013年6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的會晤中，習近平主席向奧巴馬總統提出了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議，雙方就此達成重要共識。習近平主席把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概括為三條：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第一條是底線，中美這兩個大國如果發生沖突和對抗，不僅對兩國、而且對全世界都是不可承受的災難，對這一條，兩國都是贊成的。要做到這一條，兩國就必須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至少是不挑戰這種利益和關切。至于合作共贏，既是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的途徑，也是結果，前面已經講到了，過去三十多年兩國關系基本就是合作共贏的，兩國都從合作中得到了許多好處。合作共贏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中美關系唯一正確的選擇。
　　對于中國來說，與美國合作是一個戰略抉擇，而不是出于策略考慮。鄧小平是把與美國合作同中國現代化道路結合起來思考的，并將穩定和積極的中美關系視為實現國家富強的首要外部條件。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許多情況變化了，但中國的這種戰略思考沒有實質性改變。中國的崛起不是以取代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作為目標的。雖然中國的國力得到了大發展，但中美兩國國力的絕對差距仍然很大。中國的發展任重道遠，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國的和平發展既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也是時代的要求。中國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圖挑戰美國的全球卓越地位（Pre-eminency）。實際上，現在世界上沒有誰能取代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
　　自然，中美關系如何發展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它取決于中美雙方的態度。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說，如果把中國當作敵人，這就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美國應該進行心理上的調整。中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必然，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多極化使然，不是誰可以阻止得了的。中美兩國要互相適應，互相磨合，互相妥協，使兩國關系的大船不要偏離新型大國關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