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中美關系的歷史經驗和重要原則
蘇格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和復雜的雙邊關系。舉要回顧中美關系發展歷程，可見兩國關系歷經跌宕起伏。期間積累的歷史經驗和重要原則，可為雙邊關系繼往開來提供有益啟示。
一、20世紀中美關系的歷史回顧
（一）冷戰與中美關系緣起。20世紀40年代，中美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并肩作戰。兩國均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為建立和維護戰后和平國際秩序發揮了重大作用。新中國誕生正值美蘇“冷戰”，隨著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參戰并決定派遣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使美國決策集團在中蘇之間“打入楔子”的幻想破滅。50年代，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展開殊死較量。戰后，美國政府一直堅持對華“遏制”政策。
（二）關系正常化與中美建交。蘇聯因素成為中美兩國接近的催化劑。60年代美國為了擺脫越戰泥沼和對付蘇聯擴張，開始“尼克松主義”的戰略收縮并逐步調整對華關系。中美兩個宿敵找到了國家安全利益的融匯之處，聯手抗蘇的戰略共識構成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基礎。70年代初，“小球推動大球”。1972年，中美簽署了《上海公報》。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中美歷時7年才正式建交，主要障礙就是臺灣問題。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發表。美國政府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則”：斷絕同臺灣的所謂“外交關系”，從臺灣撤出美國全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廢除同臺灣的所謂“共同防御條約”，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合法政府。中國政府實施“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中美建交后，美國國會通過《與臺灣關系法》，持續干涉中國內政并不斷向臺灣出售武器。在中方堅決斗爭下，兩國于1982年8月17日就分步驟解決美國對臺售武問題發表《8?17公報》。由此，三個公報為中美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美關系正常化和中美建交，翻開了兩國關系史上新的一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又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美圍繞臺灣、貿易、知識產權等問題矛盾和斗爭不斷，但兩國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亦持續蓬勃發展。
（三）中美關系經歷國際格局變化考驗。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國際格局發生激烈動蕩和深刻變化。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中國也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美西方勢力一時甚囂塵上，美國政府于1989年宣布對華實施經濟制裁。鄧小平同志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指導方針。中國堅定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安全，穩住了改革開放的大局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時指出：“歸根到底中美關系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中國處變不驚，緊張嚴峻的中美關系得以緩和。
90年代，克林頓入主白宮后，將人權問題與“對華最惠國待遇”掛鉤，使中美關系墜入低谷。1993年11月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并達成共識：把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關系帶入21世紀。次年，克林頓政府提出對華接觸政策；美國政府宣布將人權問題同“最惠國待遇”脫鉤。
但1995年，李登輝訪美事件導致中美關系跌至兩國建交來的最低點。之后，中方本著“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的精神處理中美關系，同時堅持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美政府認識到臺灣問題的嚴重性和敏感性，表示同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十分重要并重申了一個中國的政策。1998年中，克林頓總統訪華。雙方進一步明確了面向21世紀中美關系發展的方向。克林頓首次公開明確承諾對臺灣的“三不”政策。
在20世紀尾聲，美國“新干涉主義”給中美關系帶來了新的挑戰。1999年5月，美國國會拋出“考克斯報告”，污蔑中國“盜竊”美“核機密”。科索沃戰爭中，美國為首的北約襲擊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使原本因中美兩國元首互訪而正處于上升階段的兩國關系驟然惡化。1999年底，美國和北約對死傷的人員和館舍進行賠償，兩國關系開始走出“炸館事件”的陰影。
之后，中美兩國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最終達成協議。2000年，中美關系進一步得到恢復與發展。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和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兩國元首先后舉行了會晤；兩國恢復了安全對話和軍事交流；美國國會通過了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法案。
二、21世紀初期的中美關系
（一）小布什時期中美關系的起伏
2000年總統競選期間，小布什放棄了克林頓時期關于建立美中“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表述，將中美關系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國第43屆總統。上臺初期，特別是在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發生美國EP-3軍用偵察機與中國軍機的撞機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對華態度愈加強硬，公開抨擊前任對華政策過于軟弱，一度公開將中美關系定性為“戰略對手”，甚至聲稱將竭盡所能保衛臺灣，觸及中美關系中臺灣問題的紅線。
“9?11”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為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提供了契機。“9?11”事件后，反恐斗爭吸引了美國舉國上下的注意力，確保美國國家安全成為美國第一要務。在對外關系上，美國“新保守勢力”以是否支持“反恐”為標準劃線。中方及時致電美領導人，對美國遭受恐怖襲擊表示同情，強烈譴責國際恐怖主義，并表示積極同美協作共同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后美方放棄了“戰略競爭對手”之類咄咄逼人的提法，兩國之間的緊張氣氛得以緩解。中美關系步入新一輪穩定發展階段，美國對華政策逐漸調整，轉而希望將中國塑造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
（二）奧巴馬“亞太再平衡”與中美關系
新世紀全球化、多極化不斷深入發展，中美兩國實力對比出現重大變化。2001年到2011年十年間，中國經濟兩度高速增長。一次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迅速發展成全球性貿易大國。另一次是2008年由華爾街金融泡沫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美國軟硬實力再遭重創。中國經濟穩步騰飛，規模迅速擴大，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坐二望一”的中國經濟引起舉世關注，但也從某種意義上印證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古喻。中美兩國關系原有支點出現某些松動。本世紀頭十年推動中美關系發展的“雙引擎”—經貿合作與反恐合作，同時出現變化。奧巴馬總統決定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逐步撤軍，加速實施“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重點重心東移，轉向防范其他大國崛起的挑戰。美國還加緊推進跨太平洋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TPP)，企圖取代WTO游戲規則。
此外，一些原本不屬于中美關系范疇的“第三方因素”凸顯，干擾甚至綁架了美國對外政策和對華政策。在中國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美國改變“不選邊站隊”承諾，行動上偏袒另一方，給正常的中美關系橫添負面影響。一段時間內，西方媒體充斥著中美關系處于“瀕危”或“臨界”狀態的假設性討論，甚至斷言中美關系難以避免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
習近平主席審時度勢，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們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防止“兩個陷阱”。對內，要邁過“中等收入陷阱”，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著力謀求平衡點，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對外，要防止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守成大國與新興崛起大國發生沖突。習主席提出要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其深刻內涵包括：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這為中美關系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三）特朗普勝選中美關系面臨新的十字路口
（三）特朗普勝選中美關系面臨新的十字路口
2016年美國大選，正值國際格局持續發生深刻復雜變化。特朗普勝選和此前英國公投脫歐，被公認為當年世界兩大“黑天鵝”事件，增加了國際形勢“不確定”性。特朗普競選時曾發表一系列對華強硬的負面言論。例如，指責中美貿易傷害其利益，將美國國內就業問題部分歸咎于對華貿易逆差；打出“美國優先”旗號，表示力促更多就業機會“回流”；抨擊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以擴大出口。美對華態度消極傾向上升。
特朗普當選后，習近平主席發去賀電，并于11月14日與特通話。在賀電中，習主席表示期待同美方一道努力，秉持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在通話中，習主席強調，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但特朗普此后與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話；又在“推特”發文質疑一個中國政策，致雙邊關系數度遭受波折。2017年1月，美國新總統宣誓就職。中美關系兩面性凸顯，挑戰與機遇交織。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就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問題與美進行了堅決有力的斗爭，向國際社會昭示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促特朗普的“學習曲線”逐步發生積極變化，并糾正前一階段錯誤做法，回歸到一個中國政策的正確道路。2月10日，習近平主席再次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特朗普強調，他充分理解美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的高度重要性，美國政府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表示愿“與中方發展建設性關系”。
中美兩國元首良性互動，“落子定盤”，為中美關系前行發出積極信號，也錨定了新的起點。所達成的重要共識，維護了中美關系的政治基礎，穩住了中美關系發展大局，緩解了國際社會對中美關系的擔心和疑慮，為中美兩國在雙邊、地區乃至全球層面開展各領域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
三、中美關系繼往開來
（一）歷史經驗予人啟迪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縱觀歷史，中美關系歷經曲折坎坷。其在跌宕起伏中不斷砥礪向前的發展歷程，可給人以重要啟迪：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縱觀歷史，中美關系歷經曲折坎坷。其在跌宕起伏中不斷砥礪向前的發展歷程，可給人以重要啟迪：
第一，冷戰初期，中美兩國關系走向敵對；美國當政者以意識形態“劃線”決定敵友陣營，只能導致新中國奮起抗爭，走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道路。
第二，新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大國關系中形成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是中美關系得以發生轉折的重要原因。國家安全需要促使中美兩國跨越意識形態鴻溝實現關系正常化。第三，中美兩國交往合作的戰略支點是國家利益的融匯之處。中美之間有很多利益交匯點，兩國關系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雙方共同利益遠大于分歧，且對話合作始終是中美關系主流。第四，臺灣問題是中美雙方爭論最多、斗爭最激烈的問題，甚至常導致中美關系大落大起。能否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并處理好臺灣問題，直接關系到中美關系的穩定、改善和發展。第五，必須以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精神解決雙方的分歧。任何遏制、制裁或威脅的企圖，不僅無助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導致對抗甚至沖突。第六，歷史事實同時昭示，中國只有保持穩定，不斷發展、壯大自己，才能維護和發展好中美關系。
（二）現實情勢深刻變化
當前，國際格局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為深刻復雜的調整。美西方作為國際格局傳統“常量”，在全球力量對比中步入下坡路，自信不在、心態難平，反成影響國際關系穩定的“變量”。而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和全方位外交的開展，中國充分展現了道路、理論、制度、文化方面的“四個自信”，對中美關系之塑造力也不斷增強，應該也必須有自己的戰略定力和耐心。
中美關系何去何從，不僅事關雙邊關系。兩國合作與共同發展，不但會造福于兩國人民，更有利于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兩國關系分歧不斷是事實，但共同利益在增加也是事實。雙方須進一步坦率對話、坦然交底、坦誠合作，保證中美關系大船避開暗礁并不斷平穩向前。
中美兩國力量對比趨近，戰略態勢扭轉，客觀決定兩國戰略競爭和博弈的一面在上升。但與此同時，雙方均無意走向沖突與對抗。因此，特朗普對華政策具鮮明的兩面性：一面把中國視為經濟和安全對手，另一方面在國內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反恐和其他國際與區域事務等重大問題上仍需同中國合作。目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仍在形成過程中，中美關系還會經歷一個磨合期。
（三）未來前景正待開拓
１．拓展利益，聚焦合作。中美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是現行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對地區和國際和平、安全與繁榮負有重大而獨特的責任。中方愿與美方一道努力推動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共同應對反恐、氣候變化、疾病防控等各種全球性挑戰，也愿同美方加強在朝鮮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地區熱點問題上的溝通與合作。在亞太地區，雙方應鼓勵包容性外交，共同為地區和平、穩定、繁榮發揮建設性作用。“寬廣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在雙邊關系上，中美擁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堅實的合作基礎，經貿關系是中美關系大船的壓艙物。雙方要不斷拓展務實合作，打造合作亮點，做大利益蛋糕，擴大就業，拓展雙向投資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合作。制裁或貿易戰無益于任何一方，應努力加以避免。此外，還要加強兩軍、執法、能源、衛生等領域務實合作；同時促進各界交流，夯實兩國關系的社會基礎。
２．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中美作為國情不同的兩個大國，須客觀理性看待彼此戰略意圖，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各自選擇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相互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理解對方的文化傳統，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強加于對方，這是兩國關系保持健康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集思想自信和實踐自覺于一體的既定國策。當然，只有大家都彼此和平相處，共同發展道路才能越走越寬。中國真心希望也需要和平發展，但不會吞下犧牲自己主權和核心利益的苦果。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主張走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道路，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希望美方能正確看待和適應中國的變化，以平常心和包容心歡迎中國的發展和成功，并從中找到合作機遇。和平發展的中國，不應被視為美國的威脅。中美應共同努力，摒棄“零和”游戲和“冷戰”思維。這是事關中美關系正確方向的根本問題，不容戰略誤判。
３．管控分歧，避免對抗。“智者求同”。中美兩國發展階段、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經濟利益都存在差異，時而產生誤解、分歧乃至摩擦不可避免。須堅持對話和平等磋商，擇寬處行，求共同利，謀長久計，不因一時一事動搖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基礎。要以建設性方式妥處分歧和敏感問題，不做損害對方核心利益的事。價值觀的摩擦，可通過對話保持溝通并增信釋疑；利益上的沖突，應當以談判進行協調，不使經貿問題政治化；即使是結構上難以調和的矛盾，也要設法管控好分歧，力求克制，防止誤判，通過危機管理機制，嚴防擦槍走火。雙方須登高望遠，不斷擴大、深化協調合作。“合則互利，斗則俱傷”。“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符合中美的根本利益，也順應和平、發展、進步的時代潮流。中方愿與美方一道，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增進戰略互信，避免戰略誤判，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使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不斷從中受益。
習近平主席指出：“合作是中美兩國唯一的正確選擇”。中美兩國合作不能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對解決所有世界性問題都必不可少。當然，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還要靠雙方相向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