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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季刊

                      歐洲民粹主義的特點、根源和影響


                       梅兆榮  中國前駐德國大使,外交學會前會長

                        當前國際形勢中亂象叢生,孕育著深刻、復雜的變數,不確定因素和不穩定性明顯增多。而在世界各地呈現的諸多亂象中,以英國公投脫歐、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特別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攪動國際關系的力度最大。
                        近年來,歐洲民粹主義極右勢力呈群體性上升趨勢,不少歐洲國家的政黨生態已發生重大變化。其中尤為突出的是: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民粹黨異軍突起,一舉拿下近五分之一議席,從上屆的近50個席位猛增至140多個議席;在北歐,瑞典民主黨已是議會第三大黨,而丹麥人民黨以第二大黨身份成為執政聯盟重要一員;在東歐,波蘭法律與公正黨以超半數的議席單獨執政,匈牙利青民盟則聯合其他政黨掌權;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獨立黨在公投脫歐中起了關鍵作用,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等國民粹主義政黨的民意支持率急劇上升,而2017年荷、法、德三國將先后舉行議會或總統選舉,意大利也可能要提前舉行議會選舉,其中法、德、意三個歐盟核心成員國選舉的結果對歐洲政治生態的影響可能更為深遠。
                        創立于1972年的法國極右翼民粹黨“國民陣線”業已成為法國傳統左、右翼陣營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勢力。2002年該黨主席讓?瑪麗?勒龐在總統選舉中曾闖入第二輪投票,只是在左右翼合力阻擊下才未能勝出。現在該黨在老勒龐的女兒瑪麗娜?勒龐領導下民意支持率已躍居全國第一,今年4月總統選舉中進入第二輪投票似無懸念,在5月第二輪對決中是否會再次被左右兩大陣營聯手擊敗有待事態發展。如果她當選法國總統,并實施該黨的反移民、反歐盟和退出歐元區的政綱,對歐盟的打擊效應將超過英國脫歐。
                        德國選擇黨是2013年在歐債危機的背景下,打著反對用德國納稅人的血汗錢來填補南歐國家債務無底洞的口號成立的。當時這一主張雖遭主流輿論鄙夷,但在部分普通民眾中卻引起了共鳴。2015年夏天,債務危機被來勢兇猛的難民潮擠出輿論焦點,該黨乘機充實其政綱,經濟上主張退出歐元區,政治制度上鼓吹直接民主,社會政策上反對多元文化,抵制伊斯蘭教在德國傳播。正是憑借這些政策主張,并借助民眾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不滿情緒,該黨于2016年3月在巴符州、萊法州和薩安州分別以高得票率進入州議會,接著于9月在梅前州以20.8%得票率成為該州第二大黨,兩周后又在首都柏林取得14.2%的選票進入州議會。至此,該黨已在全國16個州中的10個進入州議會。民調顯示,今年9月大選后該黨進入聯邦議會已無懸念,但不可能主導德國政局。
                        意大利“五星運動黨”自2009年誕生以來不斷發展壯大,已成為頗有號召力的最大反對黨。該黨也主張直接民主,厭惡當權的政治精英統治,以“反建制”、“反全球化”和反對歐盟擴大權力為其核心政策理念,其鮮明的觀點和政策目標受到中下層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和工薪階層的支持。早在2013年大選中,該黨支持率已超過中右政黨而僅次于中左的民主黨。2016年6月該黨兩名女青年一舉拿下羅馬和都靈兩個重要城市的市長職位。2016年12月,時任總理倫齊為貫徹其改革主張和排除制度障礙而發起“修憲”公投,“五星運動黨”發動群眾以創紀錄的65%多數予以否決,迫使倫齊總理不得不辭職。在當前意經濟停滯、主權債務加重、銀行業危機凸顯、青年就業困難的情勢下,如提前大選,該黨有可能獲勝。
                        1956年成立的奧地利自由黨直至上世紀80年代影響力還有限,但到上世紀末支持率已上升至20%以上。該黨喜歡推動公投民主,鼓吹排外乃至種族主義口號,1999年大選中得票率飆升至27%,作為第二大黨與奧人民黨組成右翼聯合政府,一度遭致歐盟成員國制裁和孤立。2011年該黨通過名為“奧地利優先”的新黨綱,雖認同歐洲聯合,但主張各成員國保留更多自決權,反對把國家主權和權力讓渡給歐盟,抵制全球化。由于目前奧經濟增長乏力和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外來移民和難民的壓力有增無減,該黨的支持率也進一步攀升。民調顯示,如現在舉行議會選舉,該黨有可能成為議會第一大黨。
                        以海爾特?維爾德斯為首的荷蘭右翼自由黨是從反伊斯蘭開始的,鼓吹關閉清真寺,禁止可蘭經,之后轉向反歐盟,聲稱布魯塞爾和伊斯蘭是對荷蘭的兩大威脅。該黨認為經濟全球化、技術更新、僵化的政治體制以及來自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的都市精英和歐盟的壓力是造成荷蘭當前困境的罪魁禍首。西方媒體分析,該黨上述論調已能影響“大部分民眾”,其勢頭正在席卷荷蘭,今年3月大選中可能贏得成功,即使維爾德斯在荷現行政治體制下無法成為首相,其對荷政策走向的影響力不容低估。
                        歐洲民粹主義的特點是什么?西方學者一致指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執政風格,它善于蠱惑煽動,繞開老牌精英而直面民眾,并積極利用大眾傳播工具。盡管歐洲各國民粹主義的興起過程不盡相同,但政治上有共同的實質要素,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特點:一是反全球化。謀求減少國家經濟受全球化影響的程度,反對歐洲的歐元和全球性金融以及奧巴馬政府主張的貿易協議,對歐洲一體化持質疑甚至抵制態度,并把目前歐洲存在的經濟困境和社會不公歸咎于全球化的發展。二是奉行排外民族主義和本土文化保護主義。反對外來移民和多元文化,認為外來移民是對保持民族身份的威脅。三是反感基于規則的政策制定。對政治家即興解決問題的能力受到規則制約感到不耐煩,渴望強勢個人領袖隨心所欲打破“現行秩序”,提出的政策主張往往缺乏深思熟慮,言行常常自相矛盾。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有其深刻的根源,是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結構性危機導致的結果。首先,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影響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本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對全球經濟發展起了促進和推動作用,但它是雙刃劍,也帶來了社會不公和貧富懸殊擴大的負面效應。歐盟雖標榜“團結互助”和“共同發展”,但實際上東西歐和南北歐之間的發展鴻溝不僅凸顯,而且有增大之勢。以歐洲經濟實力最強、發展情況較好的德國為例,據德意志電視一臺每日觀察網站2016年12月13日報道,目前該國貧困人口比例已達歷史新高,即15.7%,2015年共有670萬人過度負債。另外,歐元雖帶來諸多便利并減少了交易成本,但其先天性缺陷,即只有統一貨幣而沒有共同的財政經濟政策,并束縛陷入困境國家的手腳,即無法通過貶值貨幣增加出口以擺脫困境,由此引發了一些國家對歐洲一體化的失望和擺脫歐元束縛的念頭。第二,這是歐洲的民主政治制度陷入危機,傳統大黨普遍失信于民的反映。這表現在:草根民眾對政治精英統治的不滿持續上升,越來越多的選民認為傳統主流政黨已不再能代表他們的利益,德、法、奧、意等國傳統執政黨的民意支持率普遍大幅度下降,在近幾年的選舉中大量失票即是例證。在歐盟層面,各成員國民眾不滿歐盟總部龐大官僚機構高高在上指手畫腳,耗費巨額公共財富而效率低下,制定的政策規定不接地氣并限制了成員國主權,因而疑歐、反歐情緒持續上升。不少選民為了表示“抗議”而改投民粹主義右翼政黨。第三,移民和難民問題助長了民粹主義的崛起。歐盟實行以商品、資本、人員和服務四大自由流通為標志的單一大市場,導致東歐和巴爾干地區窮國的打工者大量流入英、德等富國以享受高福利待遇,引起接受國民眾的強烈反對,而近年來中東北非大量難民的涌入及其造成的暴恐襲擊和社會不安寧因素又引發德、法等歐洲大國民眾的恐懼和不滿,也幫助民粹主義勢力增加了吸引力和號召力。
                        無獨有偶。正當歐洲民粹主義群體性崛起之際,特朗普出乎歐美主流社會意料當選為美國總統,而特的言行不僅要顛覆奧巴馬的政績和政策遺產,而且與英、法等國民粹主義政黨領導人遙相呼應,相互鼓勵和支持。不僅如此,特朗普支持英國脫歐,抨擊歐盟已成為德國的“工具”,公然唱衰和分裂歐盟;聲稱北約已經“過時”,批評歐洲多數盟國的國防預算沒有達到應占國內生產總值2%的規定,要挾歐洲盟國為美國維護其安全付出代價;揚言要同俄羅斯改善關系,與歐盟國家圍繞烏克蘭問題對俄實施制裁的態度唱反調;抨擊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犯了“災難性的錯誤”,并下達備受爭議的“禁穆令”;等等。所有這些,都與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本理念相悖,導致美歐關系不和與沖突,而對歐洲民粹主義卻起了鼓舞和支持的效應。
                        必須指出,歐洲民粹主義的代表人物借助蠱惑人心的口號獲取草根階層的支持,但不等于其政策主張可以治理西方政治經濟制度的結構性危機和解決中下層民眾的不滿和關切;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要讓美國重新偉大”的口號本質上與奧巴馬的“不當世界老二”、“要讓美國領導世界一百年”的野心一脈相承,都代表了華爾街壟斷資本和美國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的利益。其信口開河的政策主張和指令已遭致國內和歐洲的強烈批評和反對,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實還有待觀察。
                        面對歐洲民粹主義的興起和貿易保護主義的上升,以及特朗普競選期間和當選后對中國的挑釁性言論,我們要保持政治定力,冷靜觀察,沉著應對。既要充分認識挑戰的嚴峻性,作好對策預案,也要看到存在的有利條件和機遇,堅定信心。要充分發揮我強項,積極做有關各方工作。中國已今非昔比,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應對各種挑戰。只要保持清醒頭腦,敢于并善于斗爭,就有可能在錯綜復雜的較量和角逐中爭取中美關系過渡到相對穩定,特別是使歐洲保持為我國實現兩個百年目標的互利共贏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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