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特朗普執政后的內外政策
丁原洪 中國前駐歐盟使團團長
特朗普是在美國社會嚴重分裂的大背景下當選的。他以美國政治體系“局外人”的身份，憑借“離經叛道”的方式贏得大選，更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從勝選到就職，他經歷了美國歷史上罕見的不順當的總統交接過程，即使勝選已成定局，質疑、批評、指責之聲仍不絕于耳。這預示特朗普執政之路不會是平坦的。
當下，美國內外輿論多將特朗普的內外政策冠以“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定性，實際上這些并不確切。特朗普并未放棄維系美國全球霸主地位的戰略，何以談起“孤立主義”？基辛格譏諷這是不懂外交政策的一些人的浪漫幻想。美國從來都在奉行“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臨下臺還公開背棄諾言，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難道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表現？“貿易保護主義”并非特朗普獨有的政策特征。特朗普借助美國廣大民眾對精英政治的不滿之勢入主白宮，但他作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一員成為總統，必然也要服從于、服務于美國國家的根本利益，或者更確切地說華爾街的利益，他怎么可能成為體現普通民眾利益的“民粹主義者”呢！特朗普標榜自己奉行的是“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的執政理念是以“極端民族利己主義”為圭臬的。
美國內外各方對特朗普執政的憂慮或詬病，主要集中于他的“不確定性”，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他就職后內外政策的走向并非全然不可知。這是因為：
美國迄今仍是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全力維系其在全球的主導地位是其國家利益所決定的，這也是任何一屆政府制定政策的基點，包括特朗普在內概莫能外。其實，特朗普提出的“美國第一”與奧巴馬所聲言的“美國絕不做老二” ，兩者核心內涵是一致的，根子都是“美國例外論”。所不同的是，兩人在實現“維系美國在全球的主導地位” 這一戰略目標過程中，在戰略布局、策略運用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上會有差異。
特朗普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贏得大選，他執政后的內外政策必然會體現共和黨歷來的右傾保守色彩。從他年輕時代，就是里根總統的崇拜者，他競選時提出的“讓美國重新偉大”，“以實力求和平”，都是當年里根競選總統時的口號。他勝選后與英國首相特雷莎?梅通話時，特意強調：希望重建當年里根總統與撒切爾夫人之間的“親密”關系。從他競選獲勝前后的言行中，不難看到里根執政的影子。
特朗普是接替執政八年之久的民主黨總統奧巴馬入主白宮的，根據美國總統兩黨輪替的規律，特朗普執政必會反奧巴馬之道而行之。據傳，他將廢除奧巴馬任總統時定下的70%法令，首當其沖的是醫保法和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奧巴馬下臺前的短暫時刻，異乎尋常地在內外政策上“挖坑”，既是為保留自己的執政遺產，也是為特朗普執政設置障礙。
根據特朗普當選總統前后的言行以及他的兩本著作（2011年出版的《是強硬的時候了：讓美國重新偉大》和2015年出版的《重新偉大，如何整頓遭到削弱的美國》），特朗普執政后的內政外交政策，與奧巴馬時期相比會有以下幾點主要變化：
一、平息廣大民眾對現行體制和精英政治的不滿，彌合大選折射出的美國社會的嚴重分裂，對特朗普來說是當務之急，也是對其執政的最大挑戰。奧巴馬執政后期將過多精力放在“維系美國在全球主導地位”的國外問題上，而沒能夠搞好美國國內經濟，從而導致民主黨大選失利。他汲取這一教訓正從重振美國制造業入手，在工作安排上改為“先國內后國外”、“先國內經濟后國外地緣政治”。
為提振美國經濟，增加就業，特朗普正從重振美國制造業入手，就職前已一再通過稅收這個杠桿，逼使實體經濟企業留在國內或從國外遷回。他的如意算盤是重振實體經濟，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創新行業，扭轉經濟發展低迷，就業機會減少的現狀，這樣做或許能取得短暫成效，但也會造成財政赤字更加嚴峻，債務負擔繼續加重，使美國經濟更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增加政治不穩定因素。
二、當今危及美國政治經濟形勢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是壟斷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矛盾造成的，而美國帶頭推進的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更使這種不平等導致社會的大分裂。奧巴馬在告別歐洲的演講中，告誡西方各國：“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須糾正，不同國家面臨相同的挑戰，那就是必須著手應對社會不平等。”特朗普想做的并不是什么“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對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不利一面試圖加以“糾正”而已。他認定美國過去在貿易談判中“吃了虧”，上臺后不僅會放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試圖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類基于全球化的多邊貿易協定，而且會對國際上這些年來本著“全球治理”理念所做的各種努力，例如聯合國氣候變化協議等“興趣大減”，甚至不排除拒不履行美國已做出的承諾。
三、美國歷屆政府從來都奉行實力外交，美成為唯一超級大國后更是如此。特朗普明確提出“以實力制勝”的理念。他認為，實現外交政策必須以強大的軍事實力支持，在美國國家利益攸關問題上敢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只有向所有國家展示美國軍事上的絕對優勢，才能震懾其他國家。
對于奧巴馬政府剛剛通過的2017年611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并不滿意，揚言他上臺后即取消防務預算削減制度，大幅度增加軍費，更新軍事裝備，以應對美國面臨的“全球威脅”。 據稱，僅海軍總數將從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這一決定受到五角大樓和軍工企業的極大歡迎，認為“軍工復合體的繁榮時代到來了”。聯系到特朗普組建了罕見的具有“軍人色彩”的政府，上述動向對世界和平意味著什么，是必須密切關注的大問題。
四、美國二戰后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的軍事同盟網，是其稱霸全球的主要抓手。特朗普上臺后為了維系美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還會維持這一軍事同盟網，但從其信奉的“民族利己主義”出發必會做出調整：一是本著“等價交換”的原則，盟國要繼續享有美國的“安全保護”，就必須多交“保護費”；二是在非美國國家利益攸關的問題上，例如烏克蘭危機等，美國不會再出錢出力。
特朗普執政后，美國同盟國的關系將會呈現重大變動。從特朗普勝選后，美國盟國由于估計錯誤，毫無思想準備，一片慌恐。甚至發生日本首相安倍匆忙趕赴紐約，“拜見”尚未就職的特朗普這種外交史上的丑事。
五、在美俄關系降至冷戰結束后“最低點”的形勢下，特朗普競選獲勝前后一再對普京示好，并且選定與普京過從甚密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執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國務卿這一重要職務，日前又主動公布普京的來信，并發表聲明回應來信提到的“俄美關系仍然是確保現代世界穩定與安全的重要因素”的想法“太對了”。“希望雙方能把這些想法付諸行動，不必另尋路徑。”這一切表明特朗普執政后將會把改善美俄關系放在重要位置。
促使特朗普不顧共和黨內有強烈的反俄情緒而采取拉攏俄羅斯的決策，看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采納基辛格等知名人士的建議，緩解與俄的緊張關系，以扭轉奧巴馬時期一面對付中國崛起，一面又與俄羅斯交惡，使美國在美中俄三角關系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局面；二是認定對美國霸權的主要威脅不再是俄羅斯，而是中國。2016年12月24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本杰明?羅茲對記者說，俄羅斯對國際秩序和穩定只構成短期威脅，而“從長遠看，中國將是一個比俄羅斯強大得多的國家，對美國來說是比俄羅斯更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與特朗普在其著作中所闡述的“對美國來說，中國是‘經濟競爭的主要對手’、軍事領域的‘潛在敵人’”的觀點是一致的。
盡管美俄之間存在著戰略目標分歧，雙邊關系難以根本改善，而中俄戰略伙伴關系符合雙方利益，不會因美國改變對俄政策而動搖，但特朗普把離間俄中關系作為一項戰略舉措付諸實施，還是應予以高度重視。
六、特朗普打破中美建交30多年來的常規，與臺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并稱其為“總統”，繼而公開質疑“一中原則”，并非出于其個人的“莽撞”、“無知”，而是蓄謀的“戰略試探”。此舉與其說是試圖以臺灣問題為籌碼在中美貿易談判中獲取更大利益，毋寧說是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即擺出欲與中國進行貿易戰的架勢，行突破“一中原則”對美制約之實。去年年底美國國會通過2017財年國防預算法案，突破美臺之間不得進行官方交往的承諾，公然明文規定允許助理國防部長以上官員同臺灣軍方交往，就是證明。
不僅如此，特朗普又任命被美媒稱為“鷹派中的鷹派”，素以主張對華強硬、武裝臺灣而聞名的彼得?納瓦羅為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據稱，特與蔡通話就是出自此人的建議。特朗普上臺前這一系列舉措表明，他有意對華顯示強硬，并與大力拉攏俄羅斯相配合，企圖藉此分化中俄，扭轉因與中俄“兩面為敵”而使美國自己陷于戰略被動的局面。
特朗普不惜激怒中國，采取上述舉措的另一原因是，共和黨內歷來有一股強大的“反共”、“仇華”勢力，從不認同“一中原則”。 他們對尼克松1972年訪華，同中方達成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實現關系正常化十分不滿，利用“水門事件”的機會，聯手民主黨議員，以“威脅彈劾”方式逼尼克松辭職，使尼向中方作出的建交承諾告吹。1978年，卡特政府剛與中方按照“一中原則”正式建交，1980年里根代表共和黨競選時就公開提出當選后與臺灣“復交”。雖然在中方堅決斗爭和蘇聯與美國爭霸加劇雙重壓力下，里根的承諾未能實現，但他在與中方達成8.17公報的同時，向臺灣作出“六點保證”，實即支持臺灣走“獨立”之路。這次特朗普代表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只字未提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而首次在綱領中寫上“六點保證”。由此可見，特朗普上臺前對華政策上的言行，絕非偶然。
雖然“一中原則”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特朗普圖謀突破不會得逞，但在臺灣民進黨執政的配合下，他依然會利用臺灣問題給中美關系制造麻煩。對此，必須提高警惕并做出準備。
七、特朗普執政后的中東政策會有較大調整，一是伊核問題，一是巴以關系。對于奧巴馬因與伊朗達成有關核協議而開罪以色列、沙特等中東盟國，共和黨國會議員早有不滿。日前，在共和黨推動下，美國參眾兩院決定延長對伊朗制裁，奧巴馬雖不贊同，但未敢否決。特朗普揚言將推翻該協議，恐非妄言。盡管有關伊核協議是六國與伊朗達成的，要廢除并非易事，但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完全有辦法阻撓協議的順利實施。
較之伊核協議，特朗普欲改變奧巴馬時期的巴以“兩國方案”，將會引發中東地區形勢的更大震蕩。他先是與以總理內塔尼亞胡“親切通話”，強調全力加強美以合作，繼而任命主張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擴建定居點并將以首都遷往耶路撒冷的“親猶人士”戴維?弗里德曼律師出任美國駐以大使。奧巴馬政府為了進行牽制，對聯合國安理會日前要求以色列停建約旦河西岸定居點的決議案投了棄權票，從而使1979年以來旨在譴責以色列定居點計劃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首次獲得通過。這極大地激怒了以色列，以總理怒斥決議是“可恥反猶”，是奧巴馬政府背后操縱，決定報復。特朗普從旁要以堅決“頂住”，待其上臺。這一插曲預示，特朗普執政后必會調整中東政策，從而使中東陷入更大的混亂，對歐洲乃至全球形勢也將形成重大沖擊。
八、當前人們比較關注的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內戰、朝鮮核問題，并不在特朗普議事日程的前列。他拒絕接聽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的電話，認定“伊斯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雖是“壞人”，但“伊斯蘭國”比他“更壞”。聯合俄羅斯等有關各方力量對付“伊斯蘭國”才是正理；聲稱金正恩年輕執掌一國不易，愿與其面商朝核問題，在美韓日三方極力鼓吹朝擁核、發展導彈形成嚴重威脅的喧囂中，表示朝擁有能打擊美國本土的核彈“絕不可能”，等等。可以看出特朗普并不像奧巴馬政府那樣認為這幾個熱點具有緊迫性。從他“利己主義”的思維出發，他不想在這些并非對美利益攸關的問題上出錢出力，為他人“火中取栗”，寧可把它們推給別人。看來，他設想將烏克蘭的包袱丟給歐盟，將敘利亞問題交由俄、土等國解決，將朝核問題加在中國身上。這樣無論事態如何發展，對美國都會是有益無損，進退自如。
綜上所述，特朗普執政后美國與世界各方的關系都會有重大變化。不僅美國國內由于各種矛盾交織，局勢難以穩定，而且世界政治經濟金融形勢也會持續動蕩不安。在這特殊歷史時刻，中國應更加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要有憂患意識，更要有戰略定力。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要堅決貫徹習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指出的: “敢于針鋒相對，不在困難面前低頭，不在挑戰面前退縮，不拿原則做交易，不在任何壓力下吞下，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