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季刊
全球化、去全球化及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
葉 江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毫無疑問，緣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而高漲于冷戰終結的當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目前正面臨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巨大挑戰，而當前世界的去全球化則與歐美的新一輪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緊密相關。本文將簡要介紹和評析全球化、去全球化以及當前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相互之間的關系，以求教于國際關系學與外交學界的專家學者。
一、 全球化正面臨去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對全球化的定義及其起始時段迄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目前比較普遍的看法則是世界歷史上有兩波全球化，其一為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其二為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之后直至今天的當代全球化。我們目前所討論的全球化就是指二戰后的這一波全球化。當代全球化是在經濟全球化——通過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跨國生產、技術轉移等促使商品、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流動而形成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的過程——的強烈推動下，國際政治和世界社會產生巨大變動的過程，就如著名英國學者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樣：“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政治的、技術的和文化的全球化，它主要是在1960年代后期世界傳輸體系發展的影響產生的。” 這也就是說，當代全球化導致在世界范圍內一個地域發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對于另一個地域中的個人和社區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以致各個社會領域相互依存度不斷地提高并且相互依存的范圍日益擴大，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軍事的互動及其過程因此不斷加快，地方、國家與全球事務的聯系也日益深化。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當代全球化目前正面臨著去全球化的嚴峻挑戰。“去全球化”概念是由菲律賓大學教授、國際知名左翼社會學家沃爾登?貝洛（Walden Bello）于2001年提出。2002年貝洛在其專著《去全球化：新世界經濟的創意》（Deglobalization: Ideas for a New World Economy）中指出：“去全球化……是指將經濟從強調生產以出口為目標轉向生產以當地市場為目標”顯然，貝洛是在1999年11月具有左翼色彩的西雅圖反全球化風暴（在世貿組織第三屆部長會議于西雅圖開幕之際所發生的呼吁世貿組織關心貿易環境和勞工福利政策等問題的對全球化表達不滿的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影響下，從學理的角度提出了必須通過去全球化，改變當代由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全球化發展方向。
比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去全球化概念是由來自南方發展中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所提出，但是，近年來對全球化所形成的去全球化實踐卻是來自北方的發達國家右翼。其中最為明顯的表現就是：在主要西方（北方）發達國家中，極右翼政黨將全球化妖魔化為南方發展中窮國向北方發達富國大量輸出移民，同時從發達國家奪走大量工作機會的策略，因此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發達國際必須采取措施實行去全球化，比如運用國家的力量強行保護本國市場，阻遏技術、信息、服務、貨幣、人員等生產要素跨國跨地區的高度流動，降低當代國際體系中各個領域相互依存度乃至縮小國家間相互依存的范圍。2016年6月英國的脫歐全民公決以脫歐派最終贏得勝利，以及11月美國總統大選以推崇保護主義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獲勝這兩大事件是出自西方發達國家的去全球化最為充分體的體現。
歐洲的一體化本身是與二戰后當代全球化相伴而行的過程，既是對全球化的反應也是對之的促進（歐盟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身體力行的商品、資本、服務、技術、人員的自由流動就是順應全球化潮流的表現），因此，英國選擇脫離歐盟實際上是對去全球化的推波助瀾。更有甚者，根據西方學者的分析，英國選擇脫歐之后迅速導致英鎊對所有主要貨幣的貶值，使得英國商品的價格降至低點，這恰恰是與當年英國主動放棄金本位制如出一轍，極大地推動了去全球化。極端保守和踐行孤立主義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更為充分地體現出去全球化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特朗普在2017年1月宣誓就任美國總統之后接連簽署一系列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決定美國將動用聯邦政府資金在美墨邊境修建隔離墻、暫停所有難民入境，暫停向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以及也門等7個中東地區國家的普通公民發放簽證，并且這7國持美國簽證的公民在未來一個月內禁止入境美國，直至美國務院和國土安全部制定出更加嚴格的審批程序等。毫無疑問，特朗普的所作所為集中體現出去全球化的新發展。
其實，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形成的去全球化潮流并非始于2016年。早在2007至2008年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后，在小布什和奧巴馬兩屆政府的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2009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令》（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簡稱ARRA），該法令包含了帶有明顯保護主義色彩的“購買美國貨”條款，要求任何由新的刺激計劃投資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工程項目必須只使用在美國生產的鋼鐵和其他制成品。與此同時，歐盟則也再度施行新的農業補貼以保護歐盟的農產品市場。這顯示出，當代全球化所面臨的去全球化挑戰源自發達國家。也正是這一系列源自發達國家的去全球化行動極大地促使當代全球化進入低潮：“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從而成為自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跨境金融資產存量與全球產值的比例在2007年達到57%的峰值，到2015年降至36%。最后，外商直接投資(FDI)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于2007年的3.3%。”
形成近年來去全球化潮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2007至08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冷戰終結后全球化加速發展而當全球歷史上最大投資熱潮放緩后，許多大宗商品的需求大大下降；以及全球信貸熱潮的結束，導致跨境金融資產持有量的下降等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的程度上，當前源自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去全球化與目前歐美的時代思潮（zeitgeist）關系十分緊密，而這股時代思潮就是民粹主義，并且主要為右翼的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
二、 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及其對去全球化的影響
英國學者丹尼爾?奧爾伯撻茲（Daniele Albertazzi）和澳大利亞學者鄧坎?麥克唐奈爾（Duncan McDonnell）在他們合著的《21世紀民粹主義》（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一書中指出；民粹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將善良且同質的普通人民與一伙精英及危險的“他者”相互對立起來，并認為后者是剝奪（或者試圖剝奪）前者即擁有主權的人民的權利、價值觀、成功、身份和聲音的群體。”簡而言之，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所強調的就是維護社會普通平民利益而反精英、反權威和反對外來的“他者”，并主張可采用各種破壞性的政治手段來達到自身的目的——“當‘人民’作為歷史行動者出現時，相對之前的形勢，總是具有越軌性或犯罪傾向。”追根溯源，民粹主義肇始于古代羅馬。英語“populism”的詞源就是古羅馬拉丁語的“Populus”，即英語的“people（人民）”，如“羅馬人民(The Roman People)”的拉丁語就是“populus Romanus”。古羅馬共和國時期元老院內與貴族黨人（Optimates）分庭抗禮的民眾黨人（Populares）就是試圖通過民粹主義的方式動員羅馬大眾來獲取自身的統治地位，著名的尤里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經過中世紀的蟄伏，民粹主義在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再度興起，之后在18、19和20世紀的歐美則時起時伏。進入21世紀，民粹主義逐漸在歐美成為一種新的時代思潮（zeitgeist）或新社會思潮，并且對歐美各國乃至全球事務產生重要的影響。
作為一種新社會思潮，21世紀歐美的民粹主義意識形態依然崇尚所謂人民大眾的力量，強調處于社會底層與中層的民眾或人民應該聯合起來，對社會上層的政治精英展開直接的政治斗爭，但是，這股社會新思潮卻并不主張廢棄西方的民主制度而走集權政治的道路，而是強調在所謂的民主政治框架內反精英、反權威和反對政治上的建制派。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流行于歐美的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明顯地分為左右兩翼，其左翼的代表有希臘的聯盟黨以及美國2016年大選中崛起的民主黨左翼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們所持有的民粹主義；而右翼則當屬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勒龐、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等所鼓吹的民粹主義。當今歐美左翼與右翼民粹主義最為主要的分野在于：前者僅呼吁和推動中下層人民反精英和建制派，而后者不僅反精英和建制派，而且鼓吹和煽動大眾反對和排斥他們所認為的被精英和建制派呵護的“他者”或“外來群體”如難民、移民、穆斯林等。由此可見，“左翼民粹主義關注民眾-精英相互斗爭的二元性，而右翼民粹主義則強調民眾-精英之間沖突的三元性。”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總體而言，正是右翼民粹主義社會思潮對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尤其是對去全球化產生最為重要的影響。首先，目前流行于歐美的右翼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與傳統的民族主義相互合流形成了新型的民粹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始終強調全人類分為不同的民族，民族認同是最為重要的群體認同、民族利益是每個民族的最高利益，而為了維護本民族的利益民族需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民族國家，并且只有通過民族國家才能增進、擴展和加強本民族的利益。當前歐美右翼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相互結合所形成的民粹民族主義一方面反精英、反權威和反建制派，另一方面反自由貿易、反資本輸出、反區域一體化、反外來文化、反移民、反穆斯林，企求主權民族國家通過一系列去全球化的措施，如采取貿易保護主義、限制對外直接投資、拒絕接受難民、阻遏外來移民以及退出區域一體化機制等來保護中下層民眾利益。毫無疑問，英國的脫歐與美國的特朗普上臺都與此緊密相關。
其次，近年來興盛的歐美右翼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促使歐美尤其是歐洲的極右翼政黨勢力大增，放手力促去全球化。比如對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充滿懷疑態度的中東歐右翼政黨紛紛上臺執政。匈牙利青年民主黨領導人奧爾班自2010年起就一直擔任匈總理，他對歐盟的一體化政策批評有加，并在國際難民問題上與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機構公開叫板。在波蘭，法律與公正黨于2015年大選中獲得了獨立組織政府的資格，新總理貝婭塔?希德沃在其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要求將會場上的歐盟旗幟撤下，僅留下波蘭國旗，充分表現出當前波蘭政府對歐洲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的負面情緒。
傳統上作為歐洲一體化發動機和全球化推進器的法國與德國內部，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頭也大幅度提升。法國國民陣線在瑪麗?勒龐的領導下支持率不斷上升，其勢頭比她的父親讓-瑪力?勒龐更為強盛。形成這種形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領導的國民陣線大力推行民粹民族主義，強調法蘭西利益至上，主張法國脫離歐盟，提倡貿易保護主義，從而吸引了中下層法國民眾的追捧與支持。自2015年以來，德國極右翼政黨選擇黨的支持率也大大上升，該黨極有可能在2017年9月的德國聯邦議會大選中獲得5%以上的支持率而進入德聯邦議會。此外，西歐、北歐的歐盟成員國如荷蘭、瑞典、丹麥等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也急劇上升。荷蘭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自由黨（PVV）極有可能在2017年的議會選舉中勝出，成為第一大黨。其領導人吉爾特?威爾德斯已承諾，如大選獲勝組閣將就荷蘭是否繼續留在歐盟舉行全民公投。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的荷蘭似乎正在右翼民粹主義的推動下，步英國脫歐的后塵。北歐的瑞典從2014年起，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民主黨就成為議會中的第三大黨，而丹麥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丹麥人民黨目前是議會中的第二大黨，并且是執政聯盟的重要一員。
最后，右翼民粹主義對左翼民粹主義產生強大的影響，促使兩者在相當部分反全球化議題上的合流。雖然當前的左翼民粹主義主要強調民眾-精英二元對立與斗爭，而右翼民粹主義則專注于民眾-精英-他者的三元沖突與爭斗，但是右翼民粹主義對歐美精英所提倡的全球主義的激烈批評則引起了左翼民粹主義的共鳴，因此在反對貿易自由化、限制資本的跨國流動、保護本國國內市場、強調購買本國產品、以及反對將國內的工作機會輸出國外等一系列與去全球化相關的議題上，左翼民粹主義明顯地向右翼民粹主義靠攏，形成了兩者的合流。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不論是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還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都明確表示堅決反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就是這方面的一個證明。盡管希拉里?克林頓與特朗普不同，并非民粹主義者，但是其反對TPP的態度則明顯地反映出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思潮對左翼民粹主義乃至中左的民主黨在去全球化問題上的影響。
三、 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興起的原因簡析
當前歐美的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對去全球化產生直接的影響，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正是當代全球化本身，特別是冷戰終結后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激發起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在歐美的興起。早在1998年筆者曾在《新民晚報》上發表小文章《全球化——一柄雙刃劍》，提出全球化在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推進全球發展的同時也造成全球性的貧困擴撒以及生態環境惡化等全球性問題。近年來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在歐美乃至全球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全球化的這種雙刃劍效應。
首先、全球化的不斷深化造成處于北方發達國家內部中下層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下降，這直接為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創造了深刻的群眾基礎。在很大的程度上經濟全球化是“資本勝利的時代”，這導致在美國這樣強調完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16萬最富有的家庭擁有的財富相當于1.45億最窮家庭財富的總和，以及全美最富有20人坐擁的資產比美國一半人口的財富總和還要多等極度不平等現象。即使在強調社會福利和平等的歐盟及其成員國中，強資本、弱勞工的趨勢也并未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化和擴大而遭到遏制。進入21世紀的十年代之后，歐盟各成員國內部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20%最富有的上層人士的收入是20%最貧困的底層人們的收入的5.2倍（2014年統計數字），并且這一貧富之間的差距還在擴大。顯而易見，在當代全球化大潮中，歐美中下層的人們不僅未得到好處，反而生活得更為艱辛，于是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便成為秉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的中堅力量。
其次、自2008年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不斷衰弱和下層化促使歐美各國仇視倡導全球化的精英階層的人們越來越多，他們懷念過去民族國家的輝煌及其對自身利益的維護，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因此而大受追捧。2016年7月，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了一份名為《比他們的父母還窮？發達經濟體收入的停滯或下滑》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中產階級的衰落是全球發達經濟體共有的現象，全球 25 個發達經濟體中，從2005到2014 年70%家庭的收入都遭遇了下滑，而在 1993 — 2005 年，這個數字只有 2%。毫無疑問，在中產階級急劇衰落之時，往往會刺激激進的政治思潮和運動，當前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以及在歐美社會右翼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相互結合而導致產生民粹化的民族主義的高漲等都與此息息相關。
再次、近年來，歐美社會具有強烈挫敗感的中下層群體不愿繼續容忍因全球化而得利的外國人、憎恨伴隨全球化而興盛的多元文化主義和社會道德準則的變更等也給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的興起創造了社會條件。由于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的過程中持續遭受挫折，歐美各國的底層群體普遍地憎惡那些歡迎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國際主義精英。他們尤其厭惡伴隨全球化而來的社會道德準則的變更，如強調普遍的性別平等、保護少數群體的權利，賦予LGBT（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和變性者）同等的權利等，于是希望通過反精英、反權威、反全球化來促使本國回歸固有的西方社會傳統道德。
最后、美國和歐洲國家在解決與全球化浪潮緊密相關的難民、移民、經濟增長動能不足、以及民眾生活水平及社會福利下降等問題上進退失據也給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的興起創造了有利的環境。自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迄今，美歐發達國家的統治精英在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推進全球經濟治理、解決發展失衡、應對難民危機等方面表現欠佳，導致歐美各國的普通百姓怨聲載道，紛紛認為繼續依賴相信全球化、自由化的政治精英和建制派們已經沒有出路，而只有依靠強調“人民大眾”利益和回歸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民粹派政治家才能真正解決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民粹主義新社會思潮在歐美找到了宣泄口，在失意的中下層群體中形成一股反全球化和沖擊傳統精英政治以及正統建制派政治的強大旋風，并由此而對當代全球化形成去全球化的巨大挑戰。
